“这才是真专家！”87岁的姜伯驹院士直言：卡住我们脖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

“这才是真专家！”87岁的姜伯驹院士直言：卡住我们脖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教育！中国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可在数理化领域能有成就的却寥寥无几，能称得上世界顶尖科学家的更是少得可怜。说起姜伯驹，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但在数学界，这位 80 多岁的北大院士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有句话说得挺扎心，但听完又让人没法反驳 ——“不是别人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我们的教育困住了自己！” 姜伯驹能说出这样的话，跟他这辈子的经历分不开。他打小就生活在爱琢磨学问的家里，父亲姜立夫是有名的数学家，家里那股子求知的劲儿，早早就在他心里种下了种子。 16 岁那年，他考进了北大数学力学系，那会儿校园里到处都是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学习的方式也跟现在不一样，不怎么搞死记硬背，更看重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能不能自己琢磨出点东西来。他后来常说，真正的学问不在于分数多高，而在于能独立思考，底子打得扎实。毕业后他留在北大教书，还成了数学家江泽涵的助手。跟不同的学生打交道多了，他才真正明白啥叫 “因材施教”。后来上世纪 70 年代末，他去美国访问，发现低维流形这个领域在国外特别火，可国内压根没人搞。那时候他在数学界已经很有名了，完全可以一门心思搞自己的研究，但他偏不。他说宁愿少出点个人成果，也得把中国的教育弄好。于是他就开始到处找国际上的最新资料，一点点梳理，把那些绕得人头晕的知识，变成哪怕是零基础的学生都能看懂的内容。 1980 年夏天，他先给北大的学生讲了低维流形，第二年干脆开了一门新课。后来他教出来的学生，像王诗宬这些人，从国外学成后都回来了，成了这个领域的顶梁柱，还接着带新一代的学生。姜伯驹自己就是在那种重视思考、重视根基的环境里长大的。他父亲是数学家，家里的学习氛围特别浓，上了北大之后，校园里不搞死记硬背那一套，更看重理解和思辨，这些都让他打心底里觉得，学习不该只盯着分数。可现在咱们的教育，好像有点跑偏了。姜伯驹觉得，根子还在教育上。这些年教育上的问题，其实大家多少都有感觉。就拿 “双减” 政策来说，上面出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政策能给孩子减减负，让他们能睡个好觉，有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可到了下面，味道就变了。小学一二年级不让考试？那就换个名字，叫 “学情调研”，题目难度一点没减；说作业要少留，可好多孩子照样写到半夜，有的家长急得自己上手帮孩子写。学校搞课后延时服务，本意是好的，可孩子在学校待快十个小时，回家累得只想躺着，到了周末，家长还得把孩子往家教那儿送。这么一来，孩子的负担不光没减，反而更重了。时间长了，有些孩子对读书越来越没兴趣，心理也变得脆弱，这其实都是教育里的问题堆出来的。再说说咱们的教育模式，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摆脱 “填鸭式” 的影子。虽说也试过不少新方法，可大多像一阵风，刮过就没了。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很少有机会自己琢磨、自己提问。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应付考试可能还行，可真要让他们搞点创新、独立思考点东西，就有点费劲了。还有人才选拔，“一考定终身” 这事儿，压得学生喘不过气。为了个好分数，孩子们天天刷题，兴趣爱好、朋友交往全得往后排。你要是分数不够，哪怕有别的本事，也很难被看见。而且教育总想着让大家走一条路，不管孩子有啥特别的天赋，都得按一个模子来培养，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慢慢也就变得跟普通人一样了。更让人着急的是，现在的教育太看重书本上的知识，不爱让孩子动手实践。中小学课本里的内容倒是不少，可孩子没机会去用。劳动课在学校里大多是走过场，老师在台上讲讲，学生在下面听听，真让他们干点啥，啥也不会；理化实验更是应付考试用的，考前突击练两天，考完就忘，根本谈不上真正理解。这样学出来的知识，就像装在脑子里的死东西，没法变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姜伯驹说的那些话，可能不好听，但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教育这事儿，关系到一代代人，也关系到国家以后的发展。或许现在还改不了太多，但能有人站出来说这些问题，能有人像姜伯驹那样踏踏实实做些改变，总归是件好事。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