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8岁的李敖前来拜访钱穆。钱穆告诫他：做学问一要有恒心，二要防娇气。

1952年，18岁的李敖前来拜访钱穆。钱穆告诫他：做学问一要有恒心，二要防娇气。 后来，李敖多次攻击钱穆学问不过乃尔，言行不那么一致，人格不那么独立，与蒋家的关系过于亲厚，但是对于钱穆教育家的风范，李敖始终是赞叹的。 1986年，过完92岁生日的钱穆在台湾素书楼讲完人生中最后一堂课，嘱咐学生：“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钱穆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是前清秀才，私塾先生。钱穆出生时，曾连续哭了三天。其父边哄边叹息：“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 钱穆的父亲死得早，临终前给他留下遗言：“你要好好读书。”这样的遗言，对普通人可能平淡如水，但对读书奇才钱穆来说，却格外具有分量。 钱穆读书，自幼便具有惊人的天分，一篇文章读三遍就能背诵。老师钱伯圭见他最爱《三国演义》，开导说：“书中开篇的分合说法并不妥，欧洲现在治而不乱，值得效法啊！”这句话后来让钱穆思索了一辈子。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学大师比较，钱穆的读书生涯非常之坎坷，他先是与刘半农等人闹退学，被常州府中学开除，后又赶上辛亥革命，再从南京钟英中学回到老家，重操父业，在乡下教了十几年书，小学、中学都教过。 正是在做中小学教师的这十几年里，钱穆通过自学自悟，完成了蜕变。这一时期，钱穆研读国学，每遇到问题，每有所得，他便写成字条，然后在茶余饭后散步的时候逐条思索，渐渐地集腋成裘，写出了不少文章，其中《先秦诸子系年》受到当时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顾颉刚读到钱穆的文章，极为欣赏，于是推荐他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那时候，钱穆只有中学文凭。 刻薄之人批评钱穆，说他野路子出身，史识其实只有苏州地方中学老师的水准，观念上极度排斥西方文化，学术色彩比他的老师吕思勉还要陈旧，但是抛开文人相轻的狭隘，站在国家民族的宏大角度，钱穆对国学与传统的尊崇，恰恰是他的风骨与风范，是一种对今日尤有价值的民族与文化的自信。 刚到燕京大学时，司徒雷登问其对燕京大学印象如何，钱穆直言道：“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正是由于钱穆的这一番话，燕京大学的建筑物一律赋以中国名称，‘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园中小湖，竞相提名而不得，索性就叫“未名湖”。 抗战爆发后，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反复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也极有战斗精神，富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 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他以万字长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坚定了无数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的信念——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 从抗战到胜利，钱穆一直坚守中国历史的独特精神，坚信那是中国不亡的原因。 晚年，钱穆到台湾生活，既不喜欢也不适应高度西化的生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到如今，我们一切生活，虽在尽量求新求进，尽力向西化路上跑；但不满、不安、苦闷、无出路的时代病，却更深更重，恐会到达一无可救药之阶段。” 后来，钱穆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此六十年来同所感到的“人生无出路”这一种苦闷心理，其最后症结所在，正为此六十年来之中国人，作意背弃自己文化传统而谋求各自生活之改进。 “若要认识自己，则该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 因为是野路子出身，加之人生充满了传奇，存在于钱穆身上的争议性非常之大。 1940年之后，民国学术主流就很排斥他，不仅胡适力阻他当“院士”，傅斯年更是执意要将他赶出北平学术界。抗战胜利，北大复员，所有在昆明的同事都收到了回转北平的邀请函，唯独钱穆不在其列，当时傅斯年甚至公开放话，“钱某人的书一个字都不看。” 但是，钱穆受到非议的同时，他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经典性以及今日具有重要价值，又是不争的事实。 老黑想说的是，学术这个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偏听偏信的才是愚人。你读，只要对你有启发，有激励，有价值，那就是好东西，不必去理睬那些为了显现自己地位或者所谓见识而刻意反对的声音。 有人说，钱穆后来将自己标榜为“道学家”，这一点很是虚伪，看他讲的，再看他做的，非常的言行不一，因此说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亦不为过。 客观地讲，钱穆身上确实有一些槽点，比如说，他在62岁的时候三婚娶了27岁的女学生胡美琦，这有悖于他倡导的中国传统人伦；在香港，他创办新亚书院，一再声称今日中国大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西化，但是他背后的金主却都是西方的机构；他一生强调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但晚年却接受当权者的馈赠“素书楼”等等。 对此，老黑觉得李敖既批判又不否定其光辉的做法，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