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领袖陈永贵大胆开垦梯田，粮食收成翻番，晚年：没辜负毛主席 “1964年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后台——’永贵，这次你得讲点新鲜的。’老刘悄声提醒。”陈永贵捋了捋褪色的棉衣，低低回了一句：“就把我在山沟里干的活儿掏出来，准行。”短短几句寒暄，道出了他此行的底气：敢讲实话，更敢干实事。 舞台灯光刺眼，回忆却清晰。陈永贵的眼前闪过黄土地、石窝渠、还有那一道道许多人说“根本种不出粮”的山梁。1915年，他生在昔阳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户。父亲早逝，靠养父稳周老人拉扯长大。老人离世后，他把唯一几件旧农具交还给养母家，一句“欠账不能再传”，村里人记了他的人品，也记下了这个愣小子将来能成事。 抗日战争结束，土地改革铺开。二十来岁的陈永贵挽起裤腿下地，一边出力，一边琢磨怎么把产量提上去。那年他遇到一个十六岁的后生——小伙子哭得眼圈通红，只因“年龄不够”被互助组拒之门外。陈永贵心里咯噔一下：老人、少年都被晾在边上，土地再分也难翻天。他跑去找时任村支书贾进才，两人一拍即合，干脆拉起“老少组”。一句“只要跟着党走，就不会错”，让十几户人家抱成一团。头一年试水，亩产就比邻村高三成，消息传开，更多劳力自愿加入。 日子见好，却没多少人敢想“翻番”。原因简单：山多沟深，地皮薄，水一下雨就跑光。1952年，陈永贵被推成大寨党支部书记。接过印章，他在窑洞里摊开土纸，写下四个字：十年造地。听上去像天方夜谭，可他认准了两件事：梯田能锁水，水库能存水。说干就干。石块垒成坎，黄土填成台，硬是让山坡长出一层层“玉带”。大雨再来，泥浆不走，墒情稳住，谷穗颗颗饱满。三年过去，大寨亩产突破五百斤，一举冲进全省前列。 有意思的是，1963年那场连下七昼夜的大暴雨把大寨几乎洗平，省里电话一个接一个，却被陈永贵婉拒。他对乡亲们说：“外面困难的地方多，我们自个儿修得起。”几个月挑土搬石，坝重新竖起，梯田纹丝不乱。年底，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到大寨，先是皱眉看灾情，再是微笑看新坝，最后感慨：“这口气值钱。” 毛主席的注意也在此刻投向这座小山村。1964年南巡，他专门问起“陈永贵是哪几个字”。得知这个农民四十多岁才识字，却能把山沟子变仓廪，主席笑出了声：“识字不多，事情不少。”同年冬天，陈永贵进京参加人大会议。散会刚迈出门槛，听见周总理招呼：“永贵同志，请等一下。”当晚，毛主席生日家宴，农民、工人、科学家同桌。陈永贵拘谨得筷子都举不稳，主席夹菜给他，柔声一句：“多吃点，五十知天命，农民身板要硬。”这一刻，他心里泛起的，不是荣耀，而是压力——山村的账本必须继续写红。 时间推到1975年。周总理在病床旁交代：“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你来挑。”陈永贵瞪大了眼：“我文化低，咋当？”总理轻轻一句：“共产党员，要听组织。”就这样，山里人搬进钓鱼台。没几天，他递条子给毛主席，理由简单：住这儿接触不到泥土。主席批示：“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接着又打趣：“钓鱼台无鱼可钓嘛！”于是，他又背起行囊，全国到处搞调研。高官牌子挂胸前，脚上却仍旧解放胶鞋。 户口照留大寨，国家发的工资也推了。他只要村里的工分——一天一块五。考虑差旅，山西省委和国务院各给补贴，他干脆把村里那份退回去。炊事员怕他饿着，买只鸡，他摆手：“面条就好。”这种“抠门”，有人不理解，他却说：“多花一分，就少攒一分发展钱。” 1980年，第四届国务院改组，他主动申请卸任。批文一下，他又站进北京郊区的试验田，照旧扛锄。旁人劝：“您是副总理啊！”他憨笑：“我是庄稼汉，不动土心里发慌。”那时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肺部检查出问题，他淡淡告诉儿子：“我这辈子没拖毛主席后腿，够本了，别折腾。”1986年，七十一岁的陈永贵在京郊病逝，葬回大寨，连骨灰盒都用普通木板。他说，土生土长，就该入这方土。 有人统计，他在国务院不到六年，跑了二十多个省区，写下厚厚的农业调研笔记，却没给自己添一处宅院。梯田依旧层层绿，石坎上草籽年年新。曾经庄稼人的诺言——“跟着党走，绝不会错”——被他用一生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