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伽王朝时期，首都德黑兰成为宫廷的所在和世俗政治的标志，圣城库姆则是什叶派乌莱玛的精神家园和宗教政治的象征。“18—19世纪，伊朗的乌莱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治地位”。萨法维王朝时期君权至上的政治体系不复存在，教权与俗权的二元并立成为恺伽王朝时期伊朗政治的突出现象，宗教、司法和教育是教界控制的主要领域，清真寺与巴扎的广泛联盟构成教权独立于俗权的社会基础。乌莱玛巩固了与民众的联盟，乌莱玛与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巴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教俗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改变，什叶派乌莱玛不再是国王统治臣民的御用工具，开始成为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重要群体，国家的政治重心随之在教俗之间摇摆不定。 尽管恺伽王朝的历代国王极力笼络什叶派乌莱玛，然而许多穆智台希德却宣称，隐遁的伊玛目并未将指引民众的权力交给世俗的统治者，指引民众的责任只属于教界。只有少数乌莱玛试图认同恺伽王朝的权力和地位，大部分颇有影响的穆智台希德声称，隐遁的伊马目将指引民众的责任托付给教界而不是托付给世俗的统治者。他们远离宫廷，崇尚什叶派的早期原则，否认世俗政权治理民众的合法性。恺伽王朝的国王尽管自称“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却常被教界上层视作安拉统治尘世权力的篡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