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个美国人说他在中餐馆吃完饭，就会感觉身体麻木和心慌。随后，一名美国医生展开实验，发现被注射味精的老鼠出现了急性脑死亡。 郭浩民，广东人，1950年代移民美国，成了国家生物医药基金会的生物化学研究员。他在医学领域小有名气，平时埋头实验室，研究氨基酸代谢，生活圈子多是学术同行。身为华人，他对中餐情有独钟，常去唐人街吃炒面、喝酸辣汤。1967年，他发现每次吃完中餐后，脖子发麻，手臂僵硬，还心跳加速，症状持续一两个小时。他问了几个朋友，得知他们也有类似经历。郭浩民凭着科学家的敏感，怀疑问题出在调味料上，尤其是味精，因为酱油和料酒在中国用了上千年，没听说过这种事，而味精是工业时代的新玩意儿。 1968年初，他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了封信，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症状和猜想。这封信语气克制，更多是提出问题，而不是下结论。他提到，味精可能与症状有关，但没说死是味精的锅。信寄出去后，他继续埋头研究，没想到这封信会掀起多大的风浪。杂志编辑收到信，觉得这事儿够新鲜，值得一发。为了吸引眼球，他们给文章起了个耸动的名字：“中餐馆症候群”。这标题一出，立马把中餐馆推上了风口浪尖。 1968年4月，郭浩民的信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出，标题“中餐馆症候群”迅速传开。杂志虽是学术刊物，但这篇文章没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内容更像个病例报告。公众却不这么看，很多人读完标题就炸了锅，觉得中餐有毒。唐人街的中餐馆首当其冲，生意直线下滑。食客们开始挑三拣四，点菜时反复问有没有味精。餐馆老板为了自保，纷纷挂出“无味精”招牌，但这反而让味精的罪名坐实。 5月，《纽约时报》跟风报道，标题写得吓人，说“中餐馆症候群”让医生都摸不着头脑。文章引用了几个所谓专家的看法，矛头直指味精。街头巷尾，报纸卖得飞起，市民们聚在咖啡馆里议论纷纷。有人说自己吃中餐后头痛，有人说胸闷，全都赖上味精。媒体推波助澜，营销号为了流量，编出更离谱的故事，比如味精让人昏迷。公众的恐慌像野火一样蔓延，连超市里的味精罐头都卖不动了。 这时，华盛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约翰·奥尔尼跳了出来。他做了个实验，给小白鼠注射高剂量的味精，观察到小鼠出现痉挛，脑组织受损。他写了篇报告，宣称味精可能引发脑死亡。这报告漏洞百出，没说清楚剂量，也没对比其他物质的效应。但媒体不管这些，标题直接写“味精致脑损伤”，吓得人魂飞魄散。1970年代初，《纽约时报》又发文，称孕妇吃味精会导致胎儿畸形，纯属谣言，却让主妇们把味精从厨房清了出去。 这场风波不光针对味精，还伤及华人社区。中餐馆被贴上“不卫生”的标签，公众的偏见愈演愈烈。一些人甚至公开抵制中餐，餐馆门外冷冷清清。华人老板们苦不堪言，只能咬牙降价，或者改用别的调味料。味精成了替罪羊，中餐馆成了牺牲品，背后还夹杂着对华人的歧视。这场恐慌，就像一颗石子丢进湖里，涟漪越扩越大。 197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正儿八经地研究味精。加州大学的实验团队设计了双盲测试，让志愿者吃含味精的食物，监测心率、血压等指标，结果啥异常也没发现。1980年代，更多实验证明，正常饮食中的味精量远远不会引发郭浩民说的症状。199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站出来，明确说味精是“公认安全”的物质。国际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也在1987年取消了味精的摄入限制，等于给味精平了反。 加拿大历史学家伊恩·莫斯比后来分析，这场风波跟北美对华人的偏见脱不了干系。19世纪末，华人移民被污名化，中餐馆常被谣传用猫狗肉。郭浩民的信无意中点燃了这种偏见，味精只是个靶子。日本料理用味精也多，却没被攻击，原因很简单：日本移民历史短，歧视没那么深。莫斯比还指出，美国每年生产几千万磅味精，自己用得欢，却拿中餐馆开刀，明显是双标。 奥尔尼的实验也被扒出问题。他的实验用的是超高剂量味精，直接注射到小鼠体内，换算到人身上，相当于一次吃几百克。科学家发现，食盐吃多了也能让小鼠脑损伤，奥尔尼的结论根本站不住脚。味精的成分是谷氨酸钠，谷氨酸是番茄、奶酪里都有的氨基酸，压根不是毒药。研究还发现，味精的钠含量比食盐低，适量用还能减少盐的摄入，对健康有好处。 郭浩民没料到自己的信会闹这么大。他在1970年代退出公众视野，继续搞研究，1980年代退休，过上低调的生活。奥尔尼的学术声誉因实验争议受损，晚年转去研究别的课题，1990年代去世。中餐馆慢慢缓过气来，唐人街又热闹起来。科学还了味精清白，也让人们看清了偏见和谣言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