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人特务的面，拔枪击毙了副站长杨若琛，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1938年6月，武汉正处于抗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内部却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内斗大戏。钱大钧，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是蒋介石的老部下，资历深厚，为人硬派，脾气火爆。杨若琛则是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戴笠的得力手下，在特务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而这场枪杀案的导火索，来自一次看似平常的“告状”。 事情得从武汉空战说起。当时，钱大钧负责指挥空军对抗日军轰炸机。武汉老百姓冒着危险上街为飞行员加油，场面感人。钱大钧看在眼里，心生一计：让空军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武汉上空盘旋一圈，给军民鼓鼓劲儿。这本是个提振士气的小动作，却被戴笠抓住了把柄。他指使杨若琛写报告，硬说钱大钧这是故意干扰作战，甚至给日军空袭争取时间。这份报告直达蒋介石案头，钱大钧被叫去问话。 钱大钧倒也不慌，向蒋介石解释得很清楚：如果日机突然来袭，空军肯定立刻迎战；如果提前侦测到，时间宽裕，才会盘旋一下，为的是让老百姓看看空军的威风，增强信心。蒋介石对武汉空战的战果挺满意，听完也就没多追究。可钱大钧事后一打听，得知是戴笠和杨若琛在背后搞鬼，火气蹭蹭往上冒。他带着几个卫兵，直闯湖北站，当众毙了杨若琛，还放了狠话。这事儿干得太猛，连戴笠都没敢立刻反击，只担心钱大钧这“瘟神”找上门来。 要搞清这件事，得挖一挖钱大钧和戴笠的旧账。这俩人的梁子，早在“西安事变”就结下了。1936年，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钱大钧时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本该负责安全，却没防住事变。事发时，他出去查看情况，被流弹打穿胸口，差点没命。蒋介石逃跑时没见着他，心里早就不爽。事后，戴笠趁机向蒋介石打小报告，说钱大钧事先没准备、事中瞎慌张、事后还跟东北军眉来眼去，形迹可疑。 戴笠这话也不是全凭空捏造。早年张学良在武汉行营当主任时，钱大钧是参谋长，俩人关系处得不错。到了西安，钱大钧还常跟东北军将领叙旧。事变后，他受伤被东北军送去医院，张学良还带人探望。这事儿在多疑的蒋介石眼里，难免有点刺眼。戴笠想借机把钱大钧搞下去，可他算盘打得太早了。钱大钧也不是吃素的，找蒋介石解释时，直接亮出胸口的枪伤，还拿来中枪时的血衣，说自己要是真参与事变，还能差点被打死？蒋介石一看，气消了大半。 不过，戴笠的小动作也不是没效果。蒋介石虽没治钱大钧的罪，但对他能力起了疑心，撤了他侍卫长的职务。从那以后，钱大钧跟戴笠算是彻底翻脸，仇恨埋得深得很。 到了1938年，国民党特务系统大调整，军统从中统里分出来，戴笠主持大局。蒋介石为了平衡势力，本想让侍从室一处主任兼军统局长。钱大钧眼巴巴等着这机会收拾戴笠，结果蒋介石却把他调去航空委员会当主任，实权还不如宋美龄这个秘书长。这调职对钱大钧来说就是降级，他憋了一肚子火。后来听说，戴笠曾跟蒋介石哭诉，说钱大钧要是当军统局长，他只能辞职。蒋介石为了安抚戴笠，才把钱大钧挪走。这事儿让钱大钧更恨戴笠，觉得自己处处被挤兑。 杨若琛的“告状”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钱大钧忍无可忍，索性拿杨若琛开刀。他这人性格直，办事狠，杀了人也没啥大后果，表面上看似不了了之。可一年后，他因“空军经费问题”被蒋介石查办，直接跌进低谷，后来靠何应钦帮忙才爬起来，去军政部当了次长。 钱大钧失势这几年，戴笠的军统势力膨胀得厉害，几乎尾大不掉。到了1945年初，蒋介石重新启用钱大钧，让他回侍从室当一处主任，顺带兼军统局长，明显是想压一压戴笠。可那时的军统已不是当年模样，钱大钧想管住它，难度不小。抗战胜利后，他调去上海当市长，还兼了淞沪警备总司令，期间限制军统发展，让戴笠很头疼。蒋介石甚至还拉他进“五人小组”对付戴笠。直到戴笠飞机失事死了，这场恩怨才算画上句号。 杨若琛的死，说白了就是个牺牲品。他不过是戴笠手里的棋子，偏偏撞上了钱大钧的枪口。这事儿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多乱，大家为了权力你踩我我踩你，根本顾不上抗战大局。钱大钧杀人不眨眼，戴笠阴险算计，蒋介石左右平衡，谁也不是啥好鸟。杨若琛死的窝囊，却也给后人留了个教训：站队要看准，风头别太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