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返程时绕道去趟山西祁县乔家堡，为的就是见一见乔致庸。他一身便服平易近人，不等乔行礼，便抓住乔致庸的手，叫了一声“亮大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算得上晚清最硬气的封疆大吏。年轻时科举不顺，后来混迹军旅，遇事从不怕得罪人。他打下福建、收复新疆，是真正的“扛鼎之人”。可别光看热闹，左宗棠一路拼命，其实背后经常“弹尽粮绝”。收复新疆那几年，光靠朝廷那点拨款根本不够，他是真在刀尖上跳舞。 乔致庸，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主人，晋商里的头号人物。乔家原本家底薄，祖上走西口，靠粮食、典当、草料铺起家，到乔致庸手里，家业做大，票号、茶叶、钱庄、当铺、布匹生意，一路南北通吃。乔致庸名声最响的地方，还真不是“有钱”，而是“讲义气、守规矩”。当时晋商票号，号称“汇通天下”，收官府的钱能保准送到，不出岔子。 要说“绕道”二字，既有左宗棠对乔致庸的感激，也有晚清最顶尖官商间的惺惺相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朝廷一再卡粮卡银子，官场上各种掣肘。山西票号、晋商大户成了后方最可靠的“输血管”。而乔致庸，就是这个体系的关键人物。为啥左宗棠特地“便服而来”？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专门来表达敬意、还人情的。 其实很多人只看历史的表面，很容易忽略，所谓国家大事，有时候真是靠一群看起来“不起眼”的民间力量在咬牙支撑。左宗棠能扛事，乔致庸能担事，两个人的手一握，就是一场大清后期最坚硬的“民气”与“国魂”。 左宗棠一口“亮大哥”，说起来轻描淡写，实际上里头全是心酸和佩服。乔致庸小名“亮儿”，外人一般都叫他“致庸东家”，左宗棠直接喊“大哥”，一是年纪尊重，二是真把他当兄长看。 外人未必知道，乔致庸跟一般的“有钱人”真不一样。他家里有祖训，最讲究“信、义、利”，先信义后利益。举个实在的例子，当年乔家票号有伙计在油里掺假，乔致庸发现后，立马让人全额回收，坚决不允许砸了“乔字号”的牌子。他要求自己子孙“不准纳妾、不许吸毒、不许赌博、不许虐仆”，办事正正经经。这种家风，别说清朝末年，就是放到今天都算“先进”。 左宗棠，收复新疆那会儿，谁都觉得大清打不下来。李鸿章等一派主张“弃疆保海”，认为新疆地广人稀，守不住。左宗棠偏不信邪，硬是咬着牙往前冲。可国库空虚，调不到银子。怎么办？山西票号一声号令，乔致庸牵头，临时借出几百万两银子，钱走南北，粮随军转，这才给了左宗棠底气。 要说这银子最后能不能收回来？实话讲，清廷后来经常赖账、推账，乔致庸其实有心理准备。这种生意，如果光看利益，谁都不愿做。但晋商那点“家国情怀”，几百年都是“朝有难，民商济”，救灾、军需、修路、捐助，遇上大事就挺身而出。 乔致庸答应了，一方面是看重左宗棠人品，一方面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买卖。这一回能不能赢，是整个国家的事，也是商人自己的“命脉”。而左宗棠回头，绕道祁县，便服进门，不摆官威，就是明白告诉大家：乔家的恩，他左某人一辈子记着。 两个老人，门口一握手，外人看是寒暄，实则那是中国近代商道、官道最质朴的一场相逢。这个场面，放到今天也值得回味，遇事敢挑担子，见人讲感情，谁说中国人只认钱不认人。 乔致庸、乔家大院，这几个字在山西、在晋商圈，绝不是虚名。乔家大院起于乾隆年间，乔贵发起家，历经扩建，到乔致庸一代，已经成了晋中平原上最有气派的大院。高墙厚瓦，堡墙环绕，六个大院、二十进小院、三百多间房，里里外外雕梁画栋，是清末北方民居的“顶流”。但乔家大院最宝贵的不是砖瓦，而是乔家人留下的规矩和名声。 乔家大院的故事，其实最打动人的，是那种“不为富贵迷心、不为困难折志”的气度。乔致庸最看重的就是“和为贵”“重修德”“讲诚信”。晋商崛起，从来不是靠偷奸耍滑，而是靠规则、靠信誉。晋商票号能一手托着清廷财政，能把银子安安全全送到西北前线，能让清政府、外国商号都信任，不靠别的，就靠这股底气。 晋商之所以能“富可敌国”，其实和国家大势息息相关。中国内陆多山，山西地少人多，晋商“走西口”是被逼出来的。乔致庸能把家族生意做到顶峰，是顺应时代也是个人本事。他做票号，看中的是全国市场；他做粮油布匹，盯住的是长途贩运。他一生遇过无数危机：有同行下套，有朝廷卡脖子，有地方势力分蛋糕。乔致庸能扛下来，靠的不是命好，而是守得住家风，也扛得住事。 左宗棠之所以能赢，也正是因为后方有这样的商人。一个国家再怎么风雨飘摇，有人敢拿命、拿家产、拿信誉赌一把，就不会塌到底。晋商和左宗棠这种“官民同心”，看似稀松，其实是最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