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佩服大寨的陈永贵大叔，大跃进时，浮夸成风，几乎所有干部都造假，永贵大叔主政的大寨亩产量就很难看了，大家都叫他多报一点。永贵大叔说：我的亩产量就是这么多，不多报一斤也不少报一斤。实事证明，永贵大叔是对的。 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曾是地图上一处不起眼的山沟，山陡土薄、沟壑纵横，逢雨便涝，遇旱就荒，可偏偏在这片苦瘠地里冒出一位叫陈永贵的庄稼把式。 村民说起他，常用一句朴素话头：“这人认死理，只认脚下这亩三分地说话。” 小伙子时代的陈永贵日日扛着锄头刨坡地，遇见石头就砸开，碰到塌方就筑埝，人们在山梁上干得灰头土脸，他却总爱抬头望一眼天光，再低头摸摸泥土，好像在跟地商量庄稼的事儿。 土改后，生产队推举勤快能干的年轻人担责任，他被推上支部书记的位子。 文化不高，可脑子灵光；不善长篇大论，却能抓要紧处。 开会时，他把议事桌搬到田埂边，干部社员一边听他比划，一边顺手锄草。 那一年，大寨率先试办合作社，集体买来耕牛铁犁，挖沟修渠，靠山吃山的穷庄稼汉第一次尝到人多力量大的甜头。 高级社推行的时节，许多地方还犹豫观望，大寨干脆一步到位。 陈永贵领着社员把零碎坡地拉直垒平，修成一层层抓得住水的梯田；沟里筑起拦洪坝，把下山水蓄成旱季救命的“水缸”。 干活之余，他琢磨分配：干部和社员记一样的工分，哪怕书记，也要在工分本上写得清清楚楚。 村里老人回忆：“那年头谁家口粮多分了半升，立马能数出来。” 风大浪急的日子很快到来，外面到处在喊“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统计报表跟吹气球似的涨。 大寨的数字却维持在实打实的二三百斤，看上去寒酸。有人好心提醒：“少报了要挨批，多报点也没人查。”陈永贵把报表往桌面一摁：“多写一斤，秋后拿什么交？” 那几年，大寨的粮堆不高，却从没拖欠过统购任务，更没闹过缺粮停炊。 旁村人来取经，他指着脚边土地：“地说多少就是多少，咱糊不上它的嘴。” 坚持实底子，还得琢磨巧路子。 他把全队划成小片，谁家擅长什么活便管哪块地，责任同收益挂钩，田间管理细到几点浇水、几指深度、多少苗距。 干部不上工地不行，上去了还得干在前面。秋后验收，收成一目了然。 经验被地委总结成“干部带头、分片负责、过细管理”，听着不时髦，却顶用。 一九六三年夏天，一场罕见暴雨冲毁了梯田，也推倒了七成农舍。 片片黄泥水奔涌下山，村口石碾都被大水卷得不见影。有人看着满目疮痍直掉泪，说“日子算到头了”。 陈永贵先是站在垮塌田埂上点卯人数，确定“一个没少”，随即抡起铁锹扛头一声吆喝：“只要人在，地能再垒，房也能再起。” 省里送来救济，他和支委开会拍板“三不要、三不少”——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全年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粮也不少。 外人听得直摇头，觉得这是拿鸡蛋碰石头，可大寨社员没犹豫，扛锨挖沟、挑土垒坎、通宵抢种。 到秋收，扛回粮袋比灾前还多出几万斤，连山西省委都啧啧称奇。 洪灾事迹传到太原，又顺着汇报到了北京。 毛泽东问起陈永贵姓名，特意用毛笔写下这三个字，还嘱咐“把材料送来”。 一趟一趟的电话、一份一份的报告，让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在中央领导间传开。 到了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一岁寿辰，自掏腰包摆席，农民代表中便有陈永贵。 那天，他仍裹着旧棉衣，头上白毛巾打结。 毛泽东握手时把他拉到身旁，说一句湖南口音的“农业专家”，周恩来在一旁翻译，他憨憨地笑，却没多话。席间，毛泽东当着众干部夸陈永贵“有实践、有辩证法”，并提醒：“别学那些脱离群众的官气。”这一席话，像一阵风把“大寨经验”吹向全国。 从此，学大寨、学陈永贵的热潮一路自西而东。 各省干部组团赶到昔阳，看梯田、访社员、抄规章。有人把大寨的田垄测量到厘米，有人把工分记账法抄进小本子。 各地条件千差万别，复制绝谈不上百分百成功，可“干部同工、责任到户、实事求是”的核心要义，却成了不少山区农业迈过坎儿的助推器。 陈永贵并不擅长官场应酬，也不爱长篇演讲。 他到各地介绍经验，常随身带一把土，掰开给听众看，“这土疙瘩原来板得像石头，打碎它得花多少锹？”一句质朴问话，把台下人拉到田间，立刻能想象出土地改良的筋骨气。 消息传开，许多报纸把他称作“泥腿子专家”。对这绰号，他本人从不避讳，反说“腿沾泥才像个农民干部”。 晚些时候，他调进国务院担任副总理，仍住在招待所里最普通的小房间，墙上挂着大寨梯田照片，床头搁着搪瓷盆和磨得发亮的锄头柄。 公务再多，他一有空就回昔阳看梯田，遇见新修地埂没压实，会蹲下来掰土块检查湿度。 身边工作人员跟着他走山路，常累到直不起腰，他反倒在前头越走越带劲，还不忘招呼：“一步一步来，心里装着地，腿就不累喽。” 几十年过去，大寨模式随着时代巨轮有了新的评价，有人说那是特定时期的选择，也有人觉得其中仍可提炼出现代合作治理的意义。 争议归争议，但陈永贵身上那股“不骗地、不骗人”的笃定劲儿，依旧让人心里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