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王，一枚玉玺，一把死亡的钥匙。秦始皇，一生避谈“死”字，甚至下令群臣不得提及。但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主动提到了死亡，他拿出象征天下权威的玉玺，他口述召回扶苏和蒙恬。 他的声音中有急迫，也有期待。他以为这样便能掌握最后的政权交接。但就在玉玺传还之前，赵高和李斯将整个局面逆转。扶苏蒙恬成了惊雷中无声倒下的棋子；历史的命运从此转折。 公元前210年，七月初，秦始皇的御驾在巡游途中行至平原津。这里地处华北平原腹地，风热交加，年近五十的秦始皇，突感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卧榻不起。他向来对“死”字极为忌讳，生前不许臣子言及，凡书奏言及“终”、“殁”等字，一律查办。但这次，他知道不行了。 他躺在车舆里，汗水湿透龙袍，脸色发白，浑身发冷。随行太医束手无策，数次施针灸、熬汤药，皆无效。 此刻，皇帝第一次主动提到了“死”。他命赵高取出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用力摁在床边几案上，口述诏令：“召扶苏回咸阳主丧事，命蒙恬随行辅佐。”这是帝王最后的安排，他深知身后之事不可托付旁人。 赵高小心地记录诏书，字字重如千钧。那一刻，整个车帐安静得可怕，唯有风卷车帘和玉玺落案的“咚”响。一份真诏就这样诞生，却也成为之后风暴的核心。秦始皇把这份诏书托付赵高保管，并要求次日一早派人送往上郡。 但他高估了赵高的忠诚。秦始皇还在挣扎，赵高的眼中已开始浮现出另一个名字——胡亥。 始皇在沙丘平台驾崩。天还未亮，赵高就封锁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与丞相李斯连夜密谈，火光摇曳，两人声音低沉。决定既定：不发丧，不改车驾，不改巡游计划；尸体装进轀车，用腌鲍鱼掩盖尸臭，继续“返回咸阳”。 他们知道，一旦诏书送出，扶苏即位，赵高、李斯必将失势。于是赵高从怀中掏出那份皇帝口述的诏书，当场焚毁。他再仿写一份伪诏，内容一变再变，不仅宣布扶苏“妄议父命、威震军中”，还责令其与蒙恬一同“引咎自裁”。 李斯犹豫片刻，终究低头签字按印。赵高则亲手加盖玉玺。大秦帝国的命运，就此拐弯。赵高把伪诏封存进诏函，派使者秘密送往上郡，不留痕迹。 此时皇帝尸体还未冷，新的皇命已经踏上死亡之旅。而赵高嘴角的弧度，早已显露出操控生死的快感。一个替天行道的帝国，此刻正在被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 伪诏随使团被送至上郡。扶苏接书，看到的是皇帝遗命的另一个版本。他惊愕，却未觉异常。蒙恬辅佐佐理策略，建议调查，但扶苏依照程序行事，认为皇命不可违抗。 于是，他带着蒙恬前往咸阳，却在途中举刀自刎。蒙恬亦遭株连，被赐死。使者得令，发文复命，胡亥于诡异中称帝，赵高权势加固，李斯清洗政敌。 扶苏蒙恬，一场父子与臣的忠信悲剧，在权谋漩涡中无声坠落。玉玺的转移，不是权位，而是死亡。 胡亥登基，沙丘之变终于盖棺定论。他没有经过正式的朝臣推戴，更无父皇的真正遗诏，一切只凭赵高一封伪诏和一颗篡权的野心。权杖交到了不该握在手的人手里，皇帝的座椅刚坐热，宫廷政局就已经变味。 赵高紧接着清洗朝内政敌。李斯曾是共谋者，但权力没有第二把椅子。他被诬陷密谋叛乱，被下狱审讯，双膝跪地、形销骨立，最终在街头被腰斩，和他十几岁的儿子一起。这个一度帮助秦国法制统一的重臣，最后像走狗一样被抛弃。他曾亲自起草秦律，如今却被压死在秦律之下。 胡亥也不是一个能管事的皇帝。他年轻，喜怒无常，凡事依赖赵高安排，几乎成了傀儡。赵高上任中丞相，大权在握，诛杀功臣、任用亲信、架空百官。他甚至用指鹿为马的闹剧来试探朝臣忠诚。宫廷变得比战场更危险，言多必失，朝中人人自危。 与此同时，民间怨气蒸腾。始皇留下的巨型工程仍在继续，阿房宫未竣，灵渠未通，万里长城还需修缮。劳役繁重，徭役无止，连年灾荒未解，税赋加重。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那些曾经为统一大业而欢呼的平民，此刻只能咬牙熬过每一个日头。 终于，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兵造反，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火焰点燃整个帝国边缘。接着，项羽、刘邦等人相继起兵，楚汉之争的序曲随即拉开。秦军被调来调去，却始终无法扑灭燃遍全国的反抗火苗。 而宫中，赵高日渐疑心重重，连胡亥也成了他要操控的对象。前207年，胡亥企图削弱赵高权力，结果被先下手为强。赵高逼他自尽，又立了一个木偶皇帝子婴为帝。短短三年，两个皇帝，三个政变，秦国已摇摇欲坠。 最终，刘邦率先入咸阳，子婴献玉玺投降，秦亡。赵高被乱兵砍死，连尸首都未得收殓。那枚大秦玉玺辗转落入刘邦手中，重新成为新王朝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