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却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这是为什么？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5年初，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是从山西昔阳大寨走出来的农民，几十年与土地打交道，干惯了粗活，习惯了和乡亲们打成一片。 进入中央后，他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这是国家重要的接待场所，环境优美，安静整洁，住的是高级干部和外宾，对陈永贵来说，这里不只是陌生，更是让他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钓鱼台的房间宽敞，有地毯，有服务员，生活上安排得面面俱到，可他住进去之后，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屋子大得没个声响，白天看着桌上的文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晚上睡觉也不安稳。 他常常大口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不是不想干工作，而是不适应这种远离群众的生活。 过去在大寨，他每天早出晚归，见的都是乡亲和土地，现在每天关在小楼里，既没有交流，也没有实地了解的机会，这让他十分苦闷。 住了没多久，他就找机会离开北京，他先是去了西藏，又回了大寨，还去了广西、福建、新疆等地调研，实在不愿久待钓鱼台，他清楚自己不是那种能整天坐办公室批文件的人。 他觉得当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只关在屋子里看材料，基层的情况复杂多变，不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纸上的东西再多也不真实。 为了能经常下到基层，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他在信中提出，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处理文件，一部分在大寨参与实际劳动和总结经验，另一部分在全国各地调研农业生产。 他还在信中请求搬出钓鱼台，觉得这里太脱离实际，住在这里像是被圈起来，不能和群众打交道，他用词朴实，信中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 毛主席看完信后很快作出批示，他在信上写了八个字：“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这不仅是对陈永贵请求的肯定，也是对干部作风问题的提醒。 在毛主席看来，真正的好干部要心中有人民，要深入实际，不能总是生活在舒适圈里，脱离了群众就难以了解真情，作出的决策也会失去依据。 得到批示后，陈永贵搬出了钓鱼台，他住进了北京交道口的一处普通小院，这里离街巷很近，邻里也多，他没有接受组织安排的服务员，只带了几个老搭档和工作人员一起住。 他拒绝给家属转户口，也不让老婆孩子进京，他说，家人就该在大寨种地、挣工分，干部不能搞特殊，他自己也没有城市户口，仍然以农村身份领取工分。 在大寨，他每天记满勤，每天的工分是一块五毛钱，山西省给他每月发六十元补贴，中央再给三十多元生活补助，加起来也就百余元。 他用这些钱买菜、抽烟、生活，不搞特殊，也不报客饭，他的抽屉里放着国家发的副总理工资单，一直没动，他说自己够用，不需要更多。 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踏实，每天早上他早起，在院子里走圈，春天的时候，他还在院里种了几棵果树，干活干得像个普通农民。 他没有像其他高干一样频繁出入大型活动，也不愿外出引起围观，他知道自己有影响力，但他更希望保持低调，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发展和政策调研上。 他经常去各地考察农业生产，深入田间地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他善于总结经验，也能从群众的实际问题中找到政策的突破口，他一生不善言辞，却干了不少实事。 对他来说，农民的身份不是负担，而是一种责任，他觉得只有不脱离群众，才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毛主席之所以支持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不只是因为他个人的不适应，更是对一种干部作风的肯定，在毛主席看来，干部不能成为“缸里养的鱼”，只能靠文件和汇报生存。 干部要到泥土中去，到群众中去，那里才是真正的“水”，才能“钓”到真实情况和民心，陈永贵以他的坚持，给当时的干部队伍树立了一个标杆。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不少干部从中受到了触动，虽然陈永贵最终在中央的工作时间不长，但他提出的“三三制”和他坚持的群众立场，至今仍被不少人记着。 人们记住的，不是他当了多大的官，而是他做了什么样的干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个农民出身的人，也能在高位不忘本，不脱离群众，他搬出钓鱼台，不是退步，而是走进了更广阔的人民心中。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钓鱼台无鱼可钓”——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前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