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军战士何源海在对越反击战中，中弹牺牲被追为一等功臣，哪料，2年后，他的一等功不仅被撤回，还被家乡人讥笑：贪生怕死！这是为啥？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9年春天，中越边境战火燃起，何源海所在的解放军第54军161师7连奉命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跟随部队一路南下，穿越崇山峻岭，来到昆龙村附近。 这一带山势复杂，林木茂密，是敌军的重要据点，部队接到命令，必须穿插到敌军后方，堵截可能的增援。 进攻开始前几天，何源海和战友们进行高强度实战演练，每天凌晨就起床训练，白天要在崎岖山地负重奔跑，晚上还要复盘演习中暴露的问题，他的膝盖在训练中磨破了皮，但一直没吭声。 翻越障碍时，他总是带头冲在前面，尽管体力透支，但动作始终标准，他清楚地记得，参军那天母亲送他到村口，只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他点头就走了，他心里暗下决心，绝不能给家里丢脸。 3月2日凌晨，7连发起进攻，炮火轰鸣，泥土震颤，何源海所在的7班负责阻击敌方可能的反扑，他端着冲锋枪，趴在一处浅洼地带，不远处是敌军阵地，天刚泛白，敌人开始反扑。 7班长率先开火，紧接着火力猛烈交错，敌人很快识破了埋伏，火力转向7班，第一轮对射中，班长中弹倒地，副班长试图接替指挥，不久也被弹片击伤。 阵地前沿只剩几名战士苦苦支撑，何源海挪动身体，将副班长拖到掩体下，再次返回火线上，他的右臂在翻越时被碎石划破，血浸透了袖口。 他用左手稳稳托住枪托，控制射击频率，确保每一次点射都能压制住敌方的火力点，越军的机枪扫射越来越密集，弹片击中他背部，但没有伤及要害。 在一次转移掩体的过程中，一枚炮弹落在离他不到五米的位置，巨大的冲击波将他掀翻在地，他感到耳朵嗡嗡作响，四肢一阵麻木。 他试图起身，却发现双腿动不了，他躺在泥地中，意识逐渐模糊，之后的事他记不清了。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清点伤亡时，在他所在位置发现了一具严重毁容的遗体，战场情况混乱，尸体已无法辨认，加之时间紧迫，只能依据大致位置和衣物残片做出判断。 上级随后宣布何源海战死，追认为烈士，并授予一等功，消息很快传回家乡，村里召开追悼会，立下纪念碑，写着他的姓名和战斗事迹，乡亲们为他感到骄傲，他母亲抱着烈士证书，在家中哭了一整夜。 两年后，1981年夏天，何源海随一批战俘回国，他是那次战俘交换中身份确认最晚的一人，回国前，他接受了近一个月的军方审查，期间反复讲述战斗经过、被俘过程、关押期间的情况。 由于长期囚禁，他身体极度虚弱，腿部肌肉萎缩，说话时声音沙哑，他始终没有交代出部队部署，也未签署任何敌军要求的文件。 他被关押在越军一处潮湿土牢，每日只能吃半碗稀饭，背部伤口因缺乏药物长期溃烂，他曾多次试图咬舌自尽，被守卫制止，直到战俘交换达成，他才结束这段黑暗生活。 归国后，他第一时间返回湖北鄂州黄山村，村口不少人围观，对他的归来感到错愕，一些人开始议论，说一个“烈士”怎么还能回来，很快，原先竖立的纪念碑上，他的名字被人刮掉。 村里的小孩不再像从前那样听父母讲他是英雄，他走在路上，常常听到背后有人低声说他是“装死逃兵”。 部队随后撤销了他的烈士称号和一等功勋，他理解这是制度上的程序变动，但内心仍感羞辱，他的母亲不再出门，哥哥低着头干活，家中不再被人探望，也没人再请他参加村集体活动。 他几次试图解释，但没人愿意听，他也曾到村委反映情况，要求说明被俘真相，无果，不久，他带着母亲搬离村子，前往偏远农场务工，种地为生。 这些年他默默生活，不愿与人多谈，他仍保存着当年的军装，每年清明都独自到战友墓前烧香，他从未否认战俘身份，也从不掩饰过往，他知道，活下来，不是耻辱。 多年后，原连队老连长得知他的境遇，主动出面作证，向军方提交详细说明，战友们也陆续为他发声，补充当年战斗细节，证实他在战斗中确实英勇负伤。 经过多方协调，地方政府重新评估其事迹，承认其参战功绩，并恢复部分待遇，他再次回到黄山村，站在新修的纪念碑前。 碑上刻着他与战友的姓名，并列纪念，他穿着旧军装，站定敬礼，久久未动，碑上的新字仍有刀痕未磨平，就像他身上的疤痕一样，虽已结痂，仍隐隐作痛。 他知道，自己的故事终于被写进了村史，他没有后悔穿上那身军装，也未后悔冲锋时的选择，这是他的命，也是他的战斗。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武汉海事法院——【微历史】何元海，一个死去活来的越战“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