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聂元梓被批准保外就医，但她却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因为丈夫早已和她离婚，子女也对她不闻不问，出狱后的她竟然连一处容身之所都没有，真可谓落魄至极。也许直到这一刻，聂元梓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因为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聂元梓，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她1921年出生在河南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还能让她读上女子中学。那时候，能上学的女娃不多，她算得上幸运。1937年抗战爆发，她投身救国运动，后来加入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中国成立出了力。1959年，她调到北京大学工作，先在经济系当副主任，后来又做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那会儿，她的事业算是稳稳当当，前途一片光明。可谁也没想到，1966年的一张大字报，把她推上了风口浪尖，也为后来的落魄埋下了种子。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和六个人联名在北大食堂贴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领导和北京市委。这张大字报可不得了，6月1日通过中央电台播出后，她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人物。后来，她当上了北大校革委会主任，还进了北京市革委会，甚至在1969年成了中央候补委员。那几年，她风光无限，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可这风光背后，却是无数人的苦难。她带头的那场运动，牵连了很多人，有的丢了工作，有的家破人亡。她当时的所作所为，得罪了不少人，也给自己攒下了恶果。 风光没持续多久，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在北大一次大会上被逮捕。1983年3月16日，她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那时候，她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好。1986年，她因病获准保外就医，总算走出了监狱。本以为这是一次翻身的机会，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丈夫早就跟她离了婚，三个子女因为她过去的所作所为，早就跟她断了联系。那些曾经围着她转的朋友、同事，也都躲得远远的。她站在北京街头，手里拎着个破布袋，茫然地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刚出狱那会儿，聂元梓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一个老熟人看她可怜，给了她一间六平米的小屋。那屋子破得不行，墙皮都掉了，潮乎乎的，只能放下一张硬板床和一个小木桌。她每天拄着拐杖去菜市场，摊子收了后，她就捡别人不要的菜叶，拿回家煮汤喝。有时候是发黄的卷心菜，有时候是烂西红柿，凑合着填肚子。她也试过找工作，拖着病身子跑了好几家工厂，可人家一听她的名字，看看她的过去，谁敢用她？她只能靠捡菜叶、吃剩饭过活，那日子，真是苦到骨子里了。 聂元梓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出狱后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心脏病、腰椎病折磨得她经常下不了床。她住的那小屋，光线昏暗，空气也不好，她就整天窝在床上翻旧书，或者拿支笔写点啥。她写的东西不多，大多是记记日子里的苦，偶尔也想想过去的事。没人来看她，也没人跟她说话，孤独成了她甩不掉的影子。那时候，她大概才明白，自己当年干的那些事，害了别人，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到了1999年，国家的社保政策慢慢完善，聂元梓的生活才有了点起色。她每个月能从街道领600块救济金，吃喝总算不用愁了。医保也帮她治了心脏病和腰椎病，医药费不用自己掏腰包。后来，政府还按退休干部的待遇，给她在海淀区分了一套两居室。那房子不大，但干净敞亮，总比之前的小破屋强多了。她搬进去后，把几张旧照片挂墙上，又摆了张书桌，日子总算安稳了点。可儿女还是不理她，亲戚朋友也几乎没啥来往，她还是一个人过。 晚年的聂元梓，把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她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叫《聂元梓回忆录》，里头讲了她从河南农村到北大讲台的经历，也承认了当年做错的事，害了不少人。她还给一本书写了序，书名叫《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终结》，想用学术的眼光看看自己的过去。可惜，身体越来越不行，2019年8月28日，她在北大第三医院去世，98岁。她这一辈子，从风光到落魄，再到晚年的反思，真是跌宕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