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特务撤离，一人失踪，西南潜伏全完了！
1949年11月30日夜幕降临，重庆城内的特务们按照预定计划，悄然撤离城区，躲藏进一座隐蔽的山洞。当毛人凤抵达洞中清点人数时，却发现少了一人，他顿时脸色骤变，惊慌失措地自语道：“如果他没撤离，西南地区的潜伏网络就彻底崩溃了！全盘皆输！” 令毛人凤如此惊恐不安的人，正是李修凯。他掌握着西南地区所有潜伏特务的名单，在其他特务紧急撤退的关头，他却消失了，下落不明。
李修凯何许人也？他是资深特务徐远举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肩负着重庆地区潜伏特务的统筹指挥重任。即便如此，在徐远举眼中，他依然微不足道。李修凯1911年出生于湖北应山县，父亲曾是湖北第四混成旅的少校营副，但他年少时便丧父，随后寄养在叔父家中。他勤奋好学，立志有所成就，尤其擅长写作。1932年，他被引荐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杂志武汉分社担任通讯员，而这个分社实际上是军统前身武汉站的掩护机构，这标志着李修凯正式踏入军统系统。
后来，他阅读了一本著作，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出身平凡、缺乏背景和特殊才能的人来说，要想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唯一途径就是讨好上司，盲目追随领导。抱着这种心态，李修凯果然一路顺风顺水，被保送到戴笠在浙江设立的特训班深造。毕业后回到武汉，他很快升任站长助理，此后更是平步青云，从人事部门职员，到贵州站负责人，再到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的参谋，职位不断攀升。1939年，他调任重庆军统本部担任科员，并持续晋升。抗战胜利后，他终于坐上了军统局人事处副处长的宝座，并荣获少将军衔以及多枚勋章。
1949年，他被任命为保密局苏南站站长，主要负责在当地部署秘密电台。解放军渡江后，他曾前往台湾，但不久后又被召回重庆，并被委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要职，继续负责潜伏特务的部署工作。早在大江南岸解放时，他就听说过解放军的“约法三章”，起初以为只是宣传手段，后来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刘仁爵投诚，并出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事实，对他触动极大。广州解放后，解放军兵临川鄂边境，李修凯深刻感受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必须为自己另寻出路。
与徐远举、周养浩等高级特务准备逃往台湾不同，李修凯并不打算这样做。在他看来，自己这些人眼中根本没有地位，去了台湾也难以获得重用。除了逃往台湾，他只剩下两条路：一是去川北打游击，二是向人民坦白认罪，争取宽大处理。由于他患有严重的肺病，打游击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选择了后者。因此，当其他特务仓皇逃离时，他独自一人留了下来。12月3日，解放军进驻重庆后，他数次试图前往军管会自首，但始终缺乏勇气。直到12月6日，他才鼓起勇气走进军管会，他首先上交了两支毛瑟枪和一些金条，随后又交出了两本电台密码本、两部CMC特工电台、一份关于西南地区潜伏电台部署情况的报告以及川康滇黔四省潜伏人员名单等重要文件，并详细交代了重庆、成都、云南、贵州、西康等地共计28个潜伏电台的具体位置，其中8个是他亲自部署的。
根据李修凯提供的名单，军管会迅速展开行动，一举捣毁了李修凯在重庆布下的潜伏特务网络。为了保护李修凯的安全，有关部门并未公开宣传此事，而是安排他秘密居住，并接来他的妻子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次，他在街上偶然碰到一个名叫冉益智的大特务，他立刻上前抓住冉的衣领，要将他扭送公安机关。冉益智认出李修凯是特务头子，也死死抓住李修凯不放，两人在街上互相指责对方是特务，最后被带到了警备司令部，冉益智才最终低头认罪。1950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李修凯主动投案自首的消息及他撰写的《自新书》。这则消息产生巨大影响，许多潜伏的特务在自首与被镇压之间选择了前者，一个月内就有900多人前来登记自首。李修凯虽然患有肺病，但政府仍然给予了他悉心照料，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并为他妻子安排了税务机关的工作。由于他的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在1952年夏天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解放军带给我光明，让我享有了两年零九个月又九天的光明生活，如今，我可以含笑而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