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学大师钱穆，61岁时三婚迎娶27岁胡美琦。新婚夜，他盯着如花似玉的娇妻，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和5个孩子，不禁流下了眼泪。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895年，钱穆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钱家。 父亲钱承沛是清末秀才，虽体弱家贫，却极重教育。 幼年钱穆在家塾苦读经史子集，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然而，少年时期家道中落，父亲早逝，身为次子的钱穆不得不中断学业，在无锡乡间小学执教谋生，肩负起养家重担。 他在教课之余研读不辍，所思所得常撰文刊发，其学识渐为当地所知。 1930年，钱穆的学术人生迎来转折。 他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震动学界，引起北平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的瞩目。 顾颉刚力邀钱穆北上任教。这对心怀向学之志却因家计蹉跎多年的钱穆而言，是难得的机遇。 他离开家乡，只身前往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由英美教会创办，时任校务长的司徒雷登致力于将其打造成融合中西的学术重镇。 初到燕京，钱穆在一次欢迎新教师的宴会上直言不讳。 司徒雷登征询众人对燕京的印象，钱穆当即指出：校中楼宇皆以英文M、S、F等字母标识，名不副实于燕大“最具中国化”的声誉。 这番率真之言令司徒雷登深省。 不久后，司徒雷登主持校务会议，决定将所有教学楼改为中文名称。 燕园内一个秀丽湖泊的命名任务交到了钱穆手中，他提出“未名湖”一名，意境深远，沿用至今，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此事令钱穆在燕京声名鹊起，其课程广受欢迎。 一年后，北京大学向钱穆发出邀请，他转赴北大讲授中国通史。 在北大期间，他与陈寅恪等史家切磋学问，视野更为开阔。 但和平的治学生涯很快被战火撕裂。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 钱穆随校南迁，颠沛流离，最终抵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钱穆深感唤醒民族历史精神之迫切。 在联大艰苦环境中，他于1938年动笔撰写《国史大纲》。 在日机轰炸、物资匮乏的险恶条件下，耗时一年完成这部巨著。 《国史大纲》以其宏阔视野、精辟见解和强烈的家国情怀，被誉为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后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大学教科书，影响深远。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任教于江南大学的钱穆选择了南下香港。 其时年已54岁。 1950年，他与唐君毅等学者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意在艰难时世中保存和传承中华学术命脉。 书院初建，举步维艰。 同年，一个来自江西的名门闺秀胡美琦进入新亚书院求学。 她为钱穆的学识和风骨所吸引，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之一。但不久后，胡美琦因家庭迁居台湾而离开了香港。 1952年，钱穆为筹措新亚书院经费赴台湾，在淡江文理学院演讲。 演讲结束时刻，会场天花板意外坍塌，一块水泥块重重砸中钱穆头部，致其重伤昏迷。 消息传到台湾，曾在香港短暂师从钱穆的胡美琦闻讯，立刻赶赴医院悉心照料。 钱穆早年婚姻坎坷：发妻难产而亡，抗战中与第二任妻子及子女离散，失去联系，晚年孤身一人。 在胡美琦的精心护理下，他得以康复。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两人情愫渐生。 尽管年龄相差34岁且曾为师徒，面对社会流言，他们最终选择勇敢相守，于1953年结为连理。 这段婚姻改变了钱穆的晚年生活。胡美琦辞去原有工作，全心协助夫君。 钱穆晚年视力衰退，口述困难，许多著作均由他口授，胡美琦笔录整理完成。 她是生活伴侣，更是钱穆学术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精神知己。 1950至1960年代的香港，是新亚书院发展时期，也成了钱穆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他陆续完成《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中国哲学思想脉络。 并且在这几年，钱穆跟胡美琦结婚了。 在新婚之夜里，钱穆看着胡美琦，不由想起来了，已经失散多年的妻子和孩子，没几分钟，他留下了泪水。 不过幸好，她现在有胡美琦，有新的家庭了，两个人在大陆过了很长时间幸福的生活。 1967年，钱穆应台湾当局之邀，并在胡美琦支持下，迁居台北。 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台北市郊外双溪一栋雅致的中国式庭院“素书楼”成为其居所与讲学之地。 在素书楼，钱穆度过了相对安稳的晚年，继续讲学著述。 1990年，钱穆在台北辞世，享年95岁。深情的胡美琦守护着他的学术遗产，直至2012年离世，最终与钱穆合葬。 钱穆一生跨越巨变时代，从无锡乡间的启蒙，到北平的学术盛名，从西南联大的烽火著史，到香港筚路蓝缕办新亚，再到台北素书楼的晚年讲学。 他以学者之身，在乱世中坚守书桌，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承。 一部《国史大纲》奠定了其史学地位，晚年与胡美琦的忘年之缘，则为这位国学大师的人生增添了温情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