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以405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造纸厂，造纸厂正要将档案通通化浆造纸时，一个人急匆匆赶来，说他愿出三倍价钱买下来。 如果没有罗振玉这次“抢救”，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许多珍贵的明清史料了，但这个救下国宝的人，后来却因为另一件事背上了骂名。 罗振玉1866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普通家庭，5岁就开始读书认字，他确实聪明，16岁就中了秀才，在当时算是小神童了。 但接下来的两次乡试都名落孙山，这让他彻底对科举失望了，既然考不上举人，那就专心做学问吧，他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古代文献和金石学。 甲午战争爆发后，29岁的罗振玉被深深震撼了，大清帝国居然败给了小小的日本，这让他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1896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学社团，还办了一份《农学报》，短短十年间，他翻译了上百种西方农业书籍，希望能通过改良农业来救国。 1898年，他又创立了“东文学社”，专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学社的学生中有一个叫王国维的年轻人，后来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伙伴。 罗振玉真正的学术转折点发生在1901年，那年他去亲家刘鹗家做客，无意中看到了几片刻着奇怪文字的龟甲。 刘鹗告诉他，这些东西是从河南安阳挖出来的，当地人叫它“龙骨”，经常拿来当药材卖，罗振玉仔细观察后惊呆了，这些明明就是古代的文字！ 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甲骨片的重要价值，开始大量收购，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甚至花钱雇人到安阳实地发掘。 通过几年的研究，罗振玉确定这些甲骨文出自商朝王室，是3000多年前的真实文字记录，他编写了《殷墟书契》等专著，成功识读出500多个甲骨文字。 1909年，罗振玉又得到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献，这些本该属于中国的文化瑰宝，就这样被外国人拿走了。 虽然无法追回被盗的文献，但罗振玉决定抢救性地整理剩余的敦煌文献，他花费大量精力刊印《敦煌石室遗书》，并首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个概念。 除了甲骨文和敦煌文献，罗振玉还抢救了另一批重要史料，当时内阁大库里堆积着大量明清档案，政府打算当废纸处理掉。 罗振玉得知后，立即变卖家产筹集资金，把这9000多麻袋档案全部买下，其中包括《永乐大典》残本等珍贵古籍，如果流失了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作为传统士大夫，他无法接受清朝的灭亡，选择了一条充满争议的道路。 他带着家人前往日本，以“清朝遗臣”的身份开始了8年的流亡生活，在日本期间，他与王国维合作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两人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就是把出土的文物资料和传世的文献记录相互印证，从而得出更可靠的历史结论，这种方法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旅居日本期间，罗振玉的学术研究达到了巅峰。他不仅在甲骨文、敦煌学方面贡献巨大，还涉足古文字学、农学、文献学等多个领域。 他甚至开创了甲骨文书法艺术，亲手写了《集殷墟文字楹帖》，让这些古老的文字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1919年，罗振玉回到中国，但他的政治立场却越来越偏激，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大清的臣子，甚至一直留着辫子到死都没有剪掉。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罗振玉协助他逃进了日本使馆，后来又帮助溥仪潜往天津的日租界。 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的行为更加令人不齿，他竟然六次劝说溥仪前往东北，协助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罗振玉出任监察院长等职务，还担任了“满日文化协会”会长，这些行为让他彻底站到了民族大义的对立面。 溥仪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罗振玉与日本特务机关关系密切，甚至通过给古董文物盖假章来牟取私利，与日商勾结制造赝品。 当时的史学家谢国桢愤怒地批评他：“协助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行为！” 1940年，74岁的罗振玉在旅顺病逝，临终前他写下自挽联：“补天浴日竟何成”，似乎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无奈和悔恨。 客观地说罗振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一生著述189种，刊印古籍超过500种，培养了容庚、商承祚等一批优秀学者。 他建立的大云书库收藏图书30万册，其中许多珍本善本都是他亲自抢救保存下来的，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化可能会遭受更大损失。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罗振玉堪称开山鼻祖，他不仅确定了甲骨文的年代和出处，还建立了完整的分类体系，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