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16岁男孩因精通日语，被日军相中，当上日军翻译官，日本投降后，他却成了抗日英雄，他是谁？又是怎么成了抗日英雄？ 1945年夏天，在香港的日军投降仪式上，一名日军指挥官抬头看到中方队列中的翻译，愣住了。 他认得那个站得笔直的少年，那是他一直以为属于“皇军”的人，他并不知道，那孩子早就把他的信任换成了一道道送出去的情报。 陈敏学，1929年出生在深圳东门老街，父母靠摆摊卖杂货过日子，家境清贫但尚算稳定。 自小他便聪明，五六岁就能背不少古文，识字也多，老师夸他记性好，邻居都说他是读书的料，家人本以为他能靠读书走出苦日子，可战乱很快让这个念头破了。 1938年，日军占领深圳，老街上店铺被炮火炸毁，陈家的铺子成了一堆废砖，父亲重伤，母亲带着孩子们四处逃荒。 那年冬天，弟弟和妹妹先后饿死，家里靠乡亲接济才能勉强熬过饥荒，为了让孩子活下来，陈母不得不将他送进日军设立的“新民学校”。 那是个强制教日语的地方，报了名还能每周领点米，不少家庭不愿送孩子去，被日军抓去问罪。 陈敏学并不想学日语，但他知道，不听话就可能连命也保不住，他开始背假名、抄课文，很快就成了班里最会说日语的学生，老师们欣赏他，说他学得像日本孩子，还赏他一顶帽子。 他接过帽子时心里没什么高兴，只是想到家里又能多几两米，十四岁那年，他被调去日军司令部当翻译。 军服是现成的，领章整洁，家门口的邻居看见他穿着制服来回走动，眼神不再亲切，常有人吐口水骂他是“细鬼仔”。 没人知道，他每天上工前会把省下来的米用小布袋装好，在下雨天趁人不注意，悄悄塞进老街邻居的门缝，那条巷子，有几个老人后来都是靠这些粮食活过来的，他从未解释过什么，也没告诉任何人。 一次，他把“运输队明早过罗湖桥”的话记下来，用铅笔写在香烟盒背后，借送信的商贩带给城外的游击队。 日军说他忠心，常带他参加布防会议，他就趁会议打瞌睡的空当，把重点藏在心里，散会后假装肚痛离队，到后山用小刀在树皮上刻下信息，让接头人抄走。 有一年冬天，游击队员从山里突围下来，其中一个负伤严重，他将人藏进民房，日军巡逻队突然逼近，他来不及思考，抓起刀子往自己肩膀狠狠砍了一下，血流了一地。 他捂着伤口，朝巡逻士兵说自己刚与那人搏斗，对方逃了，他的伤口太真实，连骨头都露了出来，日军没有怀疑，反而赏了他一块绷带，说他尽忠职守，他扛着伤口回营，夜里疼得发抖，一夜没睡。 还有一次，日军要清剿大鹏湾的抗日据点，他坐在会议角落听部署，回头用指甲在鞋底刻下“三挺机枪，西山路”。 傍晚他借口送货出城，将鞋子藏进废井旁，夜里游击队派人来取，情报准得连地形都一一对应，这次清剿，游击队提前撤出，没有一人被困。 他没有资格请假，也没有理由犯错，一次游街，碰见宪兵队例行搜查，游击队信使正好被拦，他将自己伪装成在街上巡查的翻译，佯装喝斥那人，让他快走。 宪兵以为他在执行任务，立刻放人离开，信使跑远后，他才继续沿街走，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战争最后一年，他开始接触更多敏感情报，他曾一整天守在司令部门外，只为等一次偷听机会，战报送来时，他装作好奇地翻了几眼，把关键日期默记心中，晚上才找机会写在报纸空白处传出。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脱下穿了三年的翻译官制服，用剪刀裁成布条，扔进灶膛烧得干干净净，后来游击队找到他，给他换上一身新军装，要他参与受降仪式。 那天，他站在仪式队伍里，表情平静，日军代表交刀的时候看见他，脸色发白，陈敏学只是冷静地直视着，站得比谁都挺。 仪式结束，围观群众认出他就是那个“鬼子身边的小跟班”，纷纷怒骂，有人抓着他衣领，要他滚出队伍。 游击队领队当场说明他是自己人，说他救过不少人，还递出几封情报作证，众人将信将疑，骂声仍没停下，他没有回嘴，只说了一句“我就是为了这一天活着的”。 抗战胜利后，他在食品公司、学校、照相馆等地方工作，生活安静，文革时期，他被指为“混进部队的伪军”，押上台游街，他低头不语，任棍棒落下，平反时，组织说他是无名英雄，他什么也没说，只点了点头。 1988年，老街街道办让他协助整理党员档案，他一页页翻着资料，最后问了一句：“怎么没有我？”书记告诉他，必须重新宣誓，他当天就举起右拳，补上了那份迟来的党员身份，那时他已五十九岁。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