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名50多岁的日本女子，领着5个孩子，去郭沫若家敲门，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一脸惊讶地问：“你找谁？”那个女人生硬地回答：“郭沫若。”屋里的郭沫若，听见声音快步走出来，竟呆呆地愣在原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8年的香港，天气闷热，街巷间人来人往，一户住宅门口出现了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日本女子，身后跟着五个孩子，她年过半百，面容憔悴，目光却坚定，她站在门前良久，举起手轻轻敲响门扉。 开门的是一位年轻女子，看到门口的这群陌生人，神情一时有些错愕，屋里的人听到门口动静，快步出来，他一眼望见门外那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身子明显一顿，站在门槛上没再往前一步。 这位日本女子叫佐藤富子，多年前在东京与郭沫若相识，两人生活在一起多年，育有五名子女，当年郭沫若因友人病重前往医院，两人相识后感情升温，不久便离开家人开始共同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求学生活困难，她便辞掉护士工作，陪他搬到冈山同居，为了生活打理家务，种菜养鸡，抚养孩子，那时他们没有正式婚姻手续，却一直以夫妻身份生活，郭沫若偶有收入，靠写书维持家用，她则每日操持柴米油盐。 他们的生活一直维持到1937年，那年卢沟桥事件爆发，郭沫若决定离开日本回国，当时他已在日本多年，眼看战火烧到中国，执意要回去尽一份力，他深知日本警方在监视他，走前留下一封信给佐藤富子，天不亮便悄然离家。 临走前没有带上家人，也没有带走任何手稿，佐藤富子后来将他留下的文稿藏好，警察很快找上门来，她假称丈夫去温泉镇拖延时间。 警察翻遍住处未果，便将她带走，在看守所中反复审问，甚至遭到殴打，她被关押多日，释放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先去朋友家梳洗，才敢回家见孩子。 战争期间，她独自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生活，没有丈夫的音讯，也没有外界支援，靠卖货、做苦工勉强糊口，街坊邻里有人指责她是“叛国者的女人”，她从不辩解。 1945年日本战败，她去理发店剪去长发，找出年轻时的衣服穿上，那是十年来第一次穿回当初的颜色，她的心情也像换了一个人，战后国内局势动荡，她陆续托人寻找郭沫若的消息。 1946年收到一封信，信里有几百美元，还有寥寥几句交代，那封信语气平淡，写着让她“忘掉过去”。她默默收起信，过了一段时间才作出决定。 她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准备，她变卖家中积蓄，办理证件手续，带着五个孩子一路辗转来到香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没通知任何人，直接去找郭沫若。 当年的承诺清晰地写在一封早年的信中，那是他临走前留下的字句，言明等战争结束就接他们团聚，她小心保存了十多年，如今带到门前，当她站在门口看到他的一瞬，记忆如潮水涌上来，她没有流泪，也没有埋怨，只是把那封信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来递上。 孩子们站在她身后，从未见过这个男人，他们只从旧照片中看过他的模样，年纪最小的孩子一直抓着她的衣角，像是在躲避，也像是在等待，站在屋内的郭沫若神情复杂，看着面前这一家人，他沉默许久没说一句话。 她没有进屋，只在门外表达了三个请求，孩子们需要接受教育，希望获得抚养费用，最后希望公开声明她和郭沫若曾是夫妻，郭沫若只答应了第一项，对后两项未作正面回应。 他表示目前的身份和生活不能承受这些公开的处理。经过几天的交涉，他答应将部分著作权的收益交给她，用作孩子们的教育支出。其他的请求没有再提起，事情就此作罢。 她带着孩子们回到大连定居，未再过问他的生活，子女在她的照料下成长成人，长子后来在科研机构任职，其他子女也各有成就。 她一直保持低调，晚年加入中国国籍，将手中保存的文稿全部上交国家，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将积蓄捐出，还反复叮嘱身后事简单处理，只求能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她没有等来那封登报声明，也没有再收到一封亲笔信，多年后她再次前往北京，希望再见郭沫若一面，被拒之门外，回去后她再未提起此事，直到生命终点，她仍保留着那封泛黄的承诺信，墨迹已经模糊不清。 这一段纠葛穿越三十余年，在时代动荡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口，曾经共同生活的岁月已散作风中灰烬，唯有那些年她独自支撑家庭的记忆，刻在五个孩子的心里，成为他们人生中最深的一笔。 郭沫若后来继续其文艺事业，而她留在中国，为孩子、为过往，也为曾经深信不疑的一句承诺。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抛妻弃子40年，他真的是罪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