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村庄的一个女的，我住村东头，她住村西头，在村里按辈分她还应该叫我叔叔，每次

我老家村庄的一个女的，我住村东头，她住村西头，在村里按辈分她还应该叫我叔叔，每次见面，喊叔喊的还挺亲热的。可命苦的她，前几年因为她老公生病去世了，她看在不让孩子受苦受难的份上，她再也没有改嫁。秀兰不过才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眼角却早早爬上了细纹，原本圆润的脸颊也瘦得凹陷下去，唯有喊“叔”时的笑容，还带着几分年轻时的爽朗。 她男人走的时候，儿子刚上小学，女儿才两岁。村里热心人都劝她：“趁着年轻找个好人家，自己拉扯俩孩子太苦了。”甚至有外村人提着厚礼上门说媒，开出的条件是帮她养孩子，只要她再生个儿子。秀兰把礼物原封不动地退回去，转身就去后山开垦荒地。 那片荒地石头多、土又硬，她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硬是用三个月时间刨出半亩地。村里人路过时，总能看见她弓着背除草的身影，汗珠子吧嗒吧嗒砸在新翻的泥土里。春种秋收，她把收好的玉米、红薯拉到镇上卖，攥着皱巴巴的钞票给儿女买作业本，自己却连双新胶鞋都舍不得换。 日子最难的时候，是女儿突发急性阑尾炎。那天夜里下着瓢泼大雨，秀兰背着女儿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卫生所跑。卫生所说治不了，得赶紧送县医院。她又冒雨借了辆三轮车，摸黑骑了二十里路。到医院时，她浑身湿透，怀里的女儿却已经烧得说胡话。医药费要三千块，她翻遍口袋只有八百，急得在医院走廊里直掉眼泪。最后是挨家挨户给亲戚邻居打电话借钱，才凑够了手术费。 从那以后，秀兰更拼了。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帮村里人缝补衣服。她的缝纫机“哒哒”声响到半夜，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她飞针走线的手上。有次我半夜起来喂牲口，远远望见她家窗户还亮着灯，像黑夜里孤零零的一颗星。 儿子上初中那年，学校要交校服费。秀兰去镇上的纺织厂应聘，却因为学历低被拒之门外。她蹲在厂门口抹眼泪时，正巧碰上厂里招临时工。她二话不说就接下了最累的搬运活，每天扛着上百斤的布料来回跑，肩膀磨得血肉模糊。工友们劝她休息，她总说：“再坚持坚持，孩子的校服钱就快攒够了。” 村里有些碎嘴的人开始说闲话，说她一个寡妇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肯定不安分。秀兰听了只是笑笑，继续埋头干活。倒是她儿子性子烈，有次听见邻居嚼舌根，捡起石头就要去拼命。秀兰一把抱住儿子，眼泪簌簌往下掉：“别听他们乱说，咱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去年夏天，秀兰的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放榜那天，她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贴满了红榜，逢人就发喜糖。我去她家道贺时，看见堂屋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最显眼的位置挂着她男人的遗照。照片里的男人穿着旧衬衫，笑得憨厚，而秀兰正踮着脚给照片擦灰，嘴里念叨着：“孩子他爸，咱闺女有出息了，你看见了吗？” 如今，秀兰依然守着那几亩地和老房子。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女儿在县城住校读书。她还是见人就笑，喊“叔”时声音清亮。农闲时，她跟着村里的妇女学做手工，把绣好的鞋垫、虎头鞋拿到集市上卖。有年轻姑娘问她一个人不孤单吗，她指着手机里儿女的照片说：“有他们在，心里就踏实。” 前几天路过她家，正赶上她在院子里晒花生。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一边翻动着花生，一边哼着老戏。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个被命运反复捶打的女人，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虽然饱经风霜，却依然倔强地开着花，把苦涩的日子，过出了甜丝丝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