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9日，邱清泉让12军副军长于一凡乘飞机去南京反省，等于变相解除他的指挥权。于一凡见机场已在解放军炮火覆盖下，且已无飞机，便决定投诚。 于一凡，原名于凯，1900 年出生于辽宁铁岭，在19岁时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 毕业后，于一凡去东北军当了排长，之后一步步晋升，到了1934年，已是东北军111师632团的上校团长。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于一凡积极响应，并出任东北军57军参谋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张学良已被软禁，群龙无首的东北军，被蒋介石以军委会的名义分割使用。于一凡的职务因此不断变迁，在1943年，因战功升任12军112师少将师长。 1944年，豫中会战打响，12军受到重创，第一战区副长官兼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让于一凡重整12军，并代理军长。临危受命的于一凡身上的担子不小，他既要整顿因战事受损严重的部队，又要应对地方武装的整合难题。 于一凡费尽心思，花了几个月，通过调整编制、补充装备，使12军战斗力逐渐恢复。然而，汤恩伯却卸磨杀驴，让亲信舒荣空降成为军长，于一凡被降回师长。 于一凡很是悲愤，在日记中写道：“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却争权夺利，如此军队，何以救国？” 1948年秋，12军被划归邱清泉的第二兵团，而多年过去了，于一凡的职务还是原地踏步，依旧是112师的师长。 邱清泉为掌控12军，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政工人员对调、嫡系军官替换，于一凡则被 “明升暗降” 为12军副军长，表面上是提拔，实则剥夺了他对部队的控制权。 看着徐州国军的防线不断收缩，听着从前线传来的败报，于一凡心中满是无奈与绝望。 淮海战役打响后，于一凡了解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上下用心，而反观国军中军官克扣军饷，士兵厌战情绪蔓延，他心中逐渐萌生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在12月，率“剿总”直属部队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在撤逃时，被解放军合围在了陈官庄。 陷入包围后，于一凡派亲信手下悄悄前往解放军阵地，商洽投诚事宜。可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邱清泉本就对于一凡不放心，就在于一凡准备带着部分人去向解放军投诚时，邱清泉却向12军派来了一支督战队，日夜监视，使得于一凡无法行动，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向陈官庄发起总攻，112师的一个团向解放军投降。邱清泉得知后大发雷霆，对第五军军长熊笑三说：“我早就说过东北军不可靠，你派人去把于一凡给我盯着。” 1月9日清晨，邱清泉将于一凡召到兵团部，训斥一番后，让他马上去临时机场，乘飞机去南京“反省”。 于一凡到了机场附近后，见这里已被解放军炮火覆盖，且也没有飞机，便提出回12军军部，邱清泉派来负责“护送”于一凡的几个军官，也趁机开溜。 当晚，12军军长舒荣召来于一凡和几个师长、副师长开会，说：“邱司令官有命令，各军师自行突围，各奔前程”。 会后，于一凡借口在突围前 “检查部队部署”，带着几个亲信离开军部。 在经过第五军设置的岗哨时，岗哨士兵持枪拦住去路，于一凡语气严厉地质问：“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耽误了军情，你们担得起吗？” 士兵们连忙放行，当于一凡一行人接近解放军阵地时，他深吸一口气，亲自举起白旗，高喊：“我们是来投诚的！” 投诚后的于一凡，在华东军区高俘团改造，后被送去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管理所改造期间，于一凡的态度是积极的。有一次，管理所组织战犯们参加劳动，于一凡被安排在菜园劳作。 刚开始，于一凡动作生疏，锄头都拿不稳，翻土时累得气喘吁吁，干了几次后，他也就熟练起来，并高兴的对其他战犯说：“我也是苦出身，可自当了师长后，长期养尊处优。这次劳动意义很大。” 在学习小组讨论会上，于一凡感慨的：“过去我为国民党卖命，做了许多错事。现在我愿意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这番话，赢得了在场人员的掌声。此后，于一凡更加积极地参与学习和劳动。 1961年12月25 日，于一凡获得特赦。走出功德林的那一刻，阳光洒在身上，于一凡望着湛蓝的天空，心中百感交集。 本来，于一凡可以安排在全国政协工作，但因他的家人当时在南京，于是他去了南京政协工作，和家人团结，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