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中国人根本没意识到：在印度，除了极少数真正了解中国的学者，大到政界核心，

其实很多中国人根本没意识到：在印度，除了极少数真正了解中国的学者，大到政界核心，小到街头小贩，普遍内心都带着一种看不起中国的优越感。 印度对中国的优越感，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或许不太明显，但在印度，从政界到普通百姓，除了少数学者，许多人心里都难掩那份“自豪”与“自信”。 这种自信究竟源自历史的深刻印记，还是对现实的某种心理防御呢？ 印度人对自身历史的解读往往带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喜欢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从未中断的传承者，常常强调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一些印度人而言，《西游记》甚至被视作对印度文明的一种“朝圣”，这种文化自信让他们看待中国崛起时，不免带着一丝俯视的态度。 印度在1947年独立，比新中国早了两年，这份历史上的“先知优势”让他们在心理上看似占据了“年长者”的地位。 再加上印度在冷战时期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国际上占得一席之地，印度的自信在那个时期达到顶峰，许多印度人也因此认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天然具有一种“领导地位”。 然而，印度的优越感也有更深层次的根源，那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尽管种姓制度已经被法律废除，但在许多印度人的日常观念中，这种等级观念依然深深扎根，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这种社会体系从小就教育印度人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优越感，进而影响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的看法。 印度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因此认为仅凭这一点，在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就占据了高地。与此相比，中国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如高铁和5G技术，但因为没有民主自由的“加持”，在他们眼中这些成就似乎始终缺乏“光环”。 并且在他们的媒体报道总中，常常放大中国的负面新闻，还对中国的进步却选择性忽视或加以贬低。政治精英们更是在这种氛围中加强了“抵制中国”的情绪，以此作为凝聚国内共识的手段。 莫迪政府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不仅转移国内矛盾，还试图塑造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领袖形象。 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便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那时，印度的自信过头，尼赫鲁曾认为印军一开枪，中国人就会退却，然而中国的反击却让印军遭受了惨痛的失败。 这次失败深深打击了印度的“大国梦”，屈辱感至今未能完全消除，也使得印度对中国保持着警惕和敌视。 尽管印度一度因为GDP增速超过中国而沾沾自喜，认为“印度世纪”即将到来，但却忽视了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远超他们。 更明显的差距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孟买港的吞吐量连上海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新德里修建了二十年的地铁，总里程也远远不及中国的二线城市。 制造业方面，“印度制造”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实却是印度依赖中国进口大量核心零部件。即便在疫情期间，印度也不得不向全球求购医疗设备，发现全球80%的产能都与中国供应链紧密相连。 讽刺的是，当印度大肆“抵制中国货”时，许多印度民众才意识到，连寺庙里的神像也来自中国，这种尴尬的现象折射出印度对中国的复杂心理。 过去，他们更多地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成就；如今，更多的目光已转向中国的政治、社会动态，特别是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印度的未来。 印度的官僚阶层开始意识到，必须对中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少官员开始考虑建立“中国档案”，这一变化意味着印度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巴基斯坦转向中国。 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正在加强对中国新政治的研究，许多新兴智库也逐渐崭露头角。这些变化反映了印度对中国的认知逐步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语言的细节变化便是一例。 归根结底，印度对中国的优越感，更多是一种由历史想象、制度自信和舆论宣传构建起来的心理防线。因为一旦承认中国在很多方面遥遥领先，印度那份“大国梦”就会面临动摇。 因此，这种“精神胜利法”既是心理防御，也是他们对现实的一种逃避。 正如一位印度网友所说：“我们总说中国是对手，但也许对手从未把我们当成真正的对手。”这一点，或许是印度未来需要反思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