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每 20 分钟就有一起强奸案发生，更令人咋舌的是，印度人的强奸对象无所不包：上到老人，下到蜥蜴，无论男女，都能兴起。甚至有人调侃，在印度，一切有洞的地方，都能成为印度人泄欲的对象。印度人对性为何如此暴力？ 2020 年，即便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印度官方公布的强奸案仍达 2.8 万起。而民间组织披露，实际案发量可能是官方数据的 10 倍以上。 印度强奸案的特殊性在于其熟人作案率高达 80%，邻居、亲戚、朋友成为主要施暴者。这种现象与印度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密切相关 —— 人口流动性差，男性接触异性的渠道有限，导致 “就近施暴” 成为常态。 更触目惊心的是，受害者涵盖从女童到老妪的全年龄段，甚至出现强奸山羊、蜥蜴等动物的兽行。在印度北部某些性力派寺庙的雕塑中，至今仍保留着人与动物交合的形象，这种古老的文化符号，某种程度上为畸形的性观念提供了温床。 印度教文化对性的矛盾态度，是强奸案高发的深层诱因。作为印度教三大教派之一的 “性力派”，以男女双修为修行方式，其寺庙内遍布男欢女爱的雕塑，神像多呈 “欢喜神” 形态。 这种将 “性” 神圣化的宗教思想，与湿婆派的 “林伽崇拜”（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相互交织，使部分印度男性将性冲动视为 “湿婆神力量的体现”，甚至将强奸行为美化成 “男性力量的展示”。 在农村地区，当一名男子实施强奸后，周围人可能因其 “孔武有力” 而默许，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让性暴力披上了 “文化正当性” 的外衣。 印度女性在社会中的结构性弱势，进一步加剧了强奸案的泛滥。在传统观念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 —— 未嫁时是父亲的私产，出嫁后是丈夫的财产。低种姓女性更是如奴隶般被买卖，连继承财产的权利都被剥夺。 农村地区缺乏厕所，女性被迫在野外方便，为强奸犯创造了作案条件。而当受害者报警时，警方常以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为由推诿，甚至询问 “强奸时是否喊叫”“是否愿意嫁给施暴者” 等羞辱性问题。这种司法体系的不作为，让 80% 以上的强奸案因女性恐惧二次伤害而不了了之。 2012 年的 “黑公交轮奸案” 成为印度社会的转折点。实习女医生被绑架轮奸后，恶徒用钢管插入其身体致其死亡，这起恶性案件引发全国抗议浪潮。 在舆论压力下，印度政府首次对强奸犯判处死刑，彰显了司法体系的松动。近年来，随着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她们开始运用法律与舆论武器维权。女权组织在全国游行，推动警方改善报案流程，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部分高等法院也开始重审积压的强奸案，试图扭转 “立案率低、判刑轻” 的局面。 然而，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在印度教千年 “重男轻女” 的文化惯性下，性暴力早已渗透到社会肌理。当宗教将 “性” 神秘化，当法律对女性权益漠视，当民间将强奸视为 “小事”，这个人口即将超越中国的大国，仍需直面其文明深处的病灶。 或许正如英国学者所言，印度人是 “传统的奴隶”，唯有打破文化枷锁，才能真正撕下 “强奸大国” 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