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国企迎来了第一次大改革，4500万工人下岗，世界为之诧异，纷纷认为我国将会不太平，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的脸。 1997年冬天，《工人日报》记者在沈阳铁西区采访时，遇到刚接到“停薪留职”通知的机械厂工人。这份通知意味着他们将告别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车间，加入当时正在形成的下岗大军。 那一年，类似场景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不断上演。从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到西南的军工企业，从纺织女工到钢铁汉子，数千万人的命运在短短几年间发生巨变。 1998年到2001年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550万人，加上集体企业裁员，总计约4500万工人失去原有岗位。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城镇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规模前所未有。 改革的信号其实早就释放，1986年国务院发布劳动合同制规定，开始松动延续几十年的“铁饭碗”制度。 到了1993年，中央明确提出“减员增效”，为后来的大规模人员分流铺平道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最后的催化剂，出口订单锐减，产能过剩问题暴露无遗，国企改革按下快进键。 当年秋天，时任总理朱镕基在辽宁考察时说：“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人员分流是必经之路。” 财政兜底成为稳定大局的关键，1998年，中央设立专项资金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四年累计投入767亿元。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中央财政支出的6%，力度可见一斑。 在资金最紧张的东北，地方政府创造了“三三制”筹资法：财政、企业、社保各出三分之一。 辽宁省1999年发放基本生活费12.7亿元，保障79万下岗职工每月156元的最低生活标准。虽然数额不大，但在当时已是雪中送炭。 社会稳定工作做得极为细致，公安部门建立“重点企业维稳台账”，派出所民警定期走访下岗职工家庭，及时掌握思想动态。 这种“预防式治理”效果明显，群体性事件发生率控制在很低水平。 下岗不等于失业，政府鼓励多渠道再就业。工商部门给下岗证持有者免收摊位费，税务部门减免营业税，银行提供小额贷款。 政策扶持下，1998年全国新增个体工商户490万户，其中38%为下岗职工。 哈尔滨道外区的夜市成为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典型场所。 《黑龙江日报》当时报道，许多摊主月收入达到2000元，远超原来的工厂工资。从车间到街头，身份转换虽然艰难，但生活质量反而有了提升。 培训体系紧急跟上，劳动部启动“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到2000年共组织培训1290万人次。 在天津，50岁的车工通过免费电脑培训，成功转岗仓库管理员，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跨越。 家庭结构也在悄然改变，全国妇联调查发现，下岗职工家庭离婚率比普通家庭高出2.4倍。经济压力加上心理落差，不少家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但硬币总有两面，劳动力市场的激活带来新的活力，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从1995年的24。8%提升到2002年的33.2%。 服务业的崛起为经济转型注入新动能，也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东北地区下岗男性吸烟率从47%增至68%，酒精依赖症发病率增长近三倍。这些数字背后是个体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转型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代价。 时间是最好的答案。到2003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从67.9%降到49.1%，财务状况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那些讲述“东北下岗往事”的直播间里，老工人们常说：“那时候苦是真苦，但路还得往前走。”他们的话语里既有对过往的眷恋，也有对未来的坚持。 站在今天回望，这场涉及4500万人的大变革最终实现了相对平稳过渡。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也为后续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没有哪次重大改革不伴随阵痛，关键是如何把阵痛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90年代的国企改革，或许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诠释。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下岗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