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染上重感冒，连续十天不愈，病情日渐严重，而西药治疗不见效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向主席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1957年夏天，毛主席到青岛参加一系列会议和工作安排。那时候正值7月，青岛的海风凉爽，毛主席兴致一来，决定去海边游泳。可没想到，这次游泳却让他受了凉。回来后没多久，他就感觉嗓子不舒服，咳嗽不断，还发起了烧。随行的医生赶紧用西药治疗，当时西药在国内挺流行，像青霉素、磺胺这些药都是常用手段。可这次，药吃了十多天，毛主席的病情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咳嗽更厉害了，烧也没退，随行人员都急得不行，毕竟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关系到国家大事。 那段时间，毛主席在青岛还有个重要安排——检阅海军部队。海军阅兵是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可他这病拖下去，别说阅兵了，连正常工作都成问题。随行医生试了各种西药办法，剂量加了又加，可效果就是不明显。大家心里都开始犯嘀咕：这可咋办？ 就在这时候，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提出了个建议。他知道青岛有位名医叫刘惠民，在当地很有口碑，擅长用中医治病。舒同跟毛主席汇报了这事，毛主席也没啥架子，同意试试中医。毕竟西药用了这么多天没效果，换个法子也没啥损失。于是，刘惠民接到通知，带着药箱就赶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 刘惠民当时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了。他在青岛行医多年，对风寒感冒这类病症很有心得。他仔细给毛主席诊脉，又看了舌苔，判断这是风寒内阻型的感冒，得用中药驱寒解表才行。他开了个方子，叫“大青龙汤”，这在中医里是个经典药方，主要用来治外感风寒、发热咳嗽的病症。不过，这方子里有麻黄，得严格控制用量和熬药过程，不然可能有风险。刘惠民特别小心，要求舒同的夫人亲自盯着煎药，确保火候和时间都到位。 药煎好后，毛主席喝了两剂。结果第二天，他的咳嗽就轻了不少，精神也好多了。到第三天，烧退了，人也能下床走动了，感冒症状基本全没了。这下子，随行人员都松了口气，海军阅兵也能按计划进行了。毛主席对这个结果很满意，还夸中医是好东西，说刘惠民的医术高明。这事儿传出去，大家都觉得挺神奇，西药搞不定的事，中医几剂药就解决了。 要说这事为啥这么引人注目，还得看看当时中医的处境。1950年代，中医和西医在国内的地位其实有点微妙。新中国刚成立时，西医因为科学性强、见效快，受到不少重视。可中医呢，虽然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但很多人觉得它不够“现代”，甚至有些人质疑它的疗效。那时候，国家也在推西医为主的医疗体系，中医有点被边缘化的意思。 不过，毛主席对中医一直挺支持。他早就说过，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不能丢。1950年代初，他还提出过要“团结中西医”，让两种医学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可说归说，实际执行中，西医还是占了上风，中医的发展有点慢。这次青岛感冒事件，就成了个转折点。毛主席亲身经历了中医的疗效，等于给中医打了一剂强心针。 刘惠民治好毛主席后，这事很快传开了。1957年11月，他还跟着毛主席去了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给代表团当医疗保障。在苏联，他跟当地医生交流中医的诊断方法，像望闻问切这些，外国同行听了都挺惊讶。这趟出国也让中医的名声传得更远了。 这件事之后，中医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不少。毛主席对中医的信任，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政策。1958年，刘惠民参与创办了山东中医学院，当了院长，专门培养中医人才。同年，他还推动建了山东省中医研究所，研究怎么把中药用得更好。1959年，他又倡议搞了个中医文献馆，把老医书和医案整理起来，让中医的根基更扎实。 刘惠民自己也没闲着。他在临床上治了不少疑难杂症，用针灸和中药帮了很多患者。他的学生后来整理了《刘惠民医案》，成了中医界很重要的参考资料。他还当了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为中医发展提建议。他的努力，让中医不光在国内站稳了脚跟，还开始往现代医学的方向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