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1年深冬，钱学森托人从美国带回两页手写资料，字迹是铅笔写成，墨色早已发旧，图纸上的线条有些歪斜，公式夹杂英文和符号。 这些资料是他在美军研究机构辗转多地，凭记忆与笔记一点一点整理下来的关于激光陀螺的原理，两张纸的内容并不完整，缺乏关键细节，没有实物图片，也没有配套说明，仅有光路图和部分理论模型。 它被送到了国防科技大学，在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围在桌边传阅，没有人能说出完整的解释，有人翻看资料之后默默摇头。 那是一个对激光陀螺几乎一无所知的时代，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早已将其列为核心机密，美国已经将激光陀螺用于战术武器，苏联的研究频繁出现在国际顶尖期刊，英国直接将相关项目列为禁运。 而中国的研究几乎是从零开始，连用于制作设备的石英玻璃、光学涂层材料、真空环境装置都无法自产，连设备外形都没有见过。 高伯龙站在靠近窗边的位置，他是一名长期从事理论教学的物理教师，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身，曾经参与过基础研究，也曾在教学一线任职多年。 在看到那两页纸时，他并没有表露情绪，只是把资料带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翻阅，他找来一本英汉词典，逐字逐句地核对每一行公式，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就去查阅背景文献。 那时候国内图书资源匮乏，他经常在图书馆闭馆前赶去借书，每次只借两三本，慢慢比对。 他还把相关的光学物理、干涉原理、相对论推导从头到尾重新复习一遍，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将这两页纸背后的基本物理框架拼凑完整。 纸上的内容并不完整，高伯龙必须要自己推导出缺失部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数学模型，用旧式计算尺进行演算，用草稿纸记录每一个参数。 教研室的黑板被擦得发白，玻璃窗贴满了草稿图样，甚至在废弃的食堂角落里，他和学生用粉笔画出光路图的尺寸模拟。 他们用厚玻璃罐改装真空泵，用车床拆下来的零件组装镜架，用建筑工地捡来的大理石代替稳定平台。 实验台的底座是在长沙一所工地废料堆里捡到的，有人看到他推着板车从石料厂拉回沉重的石板，还以为他是来回收旧货的老人。 设备组装之后，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离子噪音干扰，这是个让实验无法稳定运行的问题，高伯龙查阅了国内外能找到的资料，用连续几天的时间调整放电电压和腔体结构，终于找到了可以抑制噪声的参数组合。 第二个难关是光学膜层的均匀性，当时国内最好的镀膜工艺透光率误差在千分之一，而激光陀螺要求精度在万分之一。 没有检测仪器，他就自己设计，连电路板都是手工焊接，用的元件是拆旧电视机的零件拼出来的。 第一台透反仪投入使用那天，整个教研室只有一个人穿白衬衫，他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在实验灯下泛着暗蓝色光晕。 1980年深夜，第1083片膜片终于达标，设备输出了稳定信号，那一刻，教研室没有鼓掌，也没有庆祝，高伯龙坐在实验椅上，一动不动，盯着窗外星空。 他的手上布满了玻璃划痕，胳膊上残留烧伤的痕迹，那是长时间使用酒精灯和焊锡时留下的。 1984年，美国宣布放弃四频差动激光陀螺项目，消息传来后，质疑迅速传入国内：国外都放弃了，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止步？ 高伯龙没有参与讨论，他只是从资料柜中取出旧计算稿，逐项校对美方方案的逻辑结构。 他独自推演三个月，写了近千页演算纸，最终发现美方在腔体稳定性设计上存在系统性误差，而中国团队的设计可以避开这一问题，他把数据交给团队，没有强调，也没有辩解。 1994年，中国第一台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样机通过了专家鉴定，专家组在验收时神情紧张，过程中有几次数据跳动被重新校准。 最终，全部指标达标，这台样机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具备稳定精度和可量产性，那一年，美国悄然恢复了该领域的研究，但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跟随到突破的转换。 此后十余年，激光陀螺技术在中国被应用于导弹、舰船、火箭、北斗导航等多个关键平台，高伯龙开始学习计算机语言，参与后期软件调试。 他每天仍然工作十小时以上，即使在身体不适时也坚持去实验室，2014年，央视拍摄一组专题，镜头里他穿着泛白背心，在计算机前校对代码，手腕上戴着一块用橡皮筋绑着的旧电子表。 2017年冬天，高伯龙在长沙离世，他临终前仍然握着最新的设计图纸，嘴唇微动，念着尚未调整完毕的膜层参数。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新华网——永不停转的“陀螺”——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