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我对梅校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新校舍第一食堂的讲话，记得内容大致是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许渊冲。 “回想联大八年，三位常委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 梅贻琦当了17年清华校长，蒋南翔当了14年清华校长，二人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显著的两位。 梅贻琦对清华影响很大，甚至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梅传统”，正如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他便留下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被称之为寡言君子，是中西隔壁的真君子。而且是一位泰山崩于前而神色不变之人，早到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放榜时，梅贻琦就是从容不迫的，当时 有的考生们喜形于色，有的考生们面露沮丧，态度不变，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梅贻琦显得格外鹤立鸡群，最后的结果是在600多名考生中，他名列第六。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梅贻琦是一位颇为难得的寡言君子。 当然，君子也爱饮酒，梅贻琦就嗜酒，被戏称为酒圣，《清华和酒》称他酒量极大，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酒量可称第一，而且在别人敬酒时，他几乎从未推拒。他很少喝醉，就连喝醉时也从没闹过酒，是一位酒中君子。 梅贻琦是极为节俭的，就连他夫人也是如此，他的妻子为维持梅家生计，还专门做糕点出售，因为怕被人发现丢脸，所以便提着筐子故意去远处叫卖，连脚都被磨破了。梅贻琦看后便阻止说“我们不当卖国贼，不做亏心事，没必要怕丢脸。” 在西南联大时，节俭的梅贻琦总是穿一套简单的灰色西服或者一件灰色的长袍，空袭警报响了，躲警报时，他也跟同学们一起到校舍北面的坟山中躲避。 某次他后面的一个人因嫌弃他走得太慢，就用手把他狠狠推开了，他居然也没生气，站起身来继续走。 梅贻琦一直便是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寡言君子，也是极其爱护学生得校长，在“一二·一”学潮爆发时，是他“张开羽翼”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学生们。 虽然他在1945年10月时在日记中写下“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民主自由又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惊？” 在国共问题上，显得颇为顽腐。 但他一直认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他最看重的还是教育，看重的是学术自由，所以梅贻琦不是很认同闻一多的做法，认为学生是应该跟政治活动撇开关系的。学生主要任务是读书，不要过多的参加政治活动，搞好教育才是第一位的。 在此方面他忽略了国将不国，学生何以为家，教育又何从谈起。少年强则国强，而国强亦需要少年投入政治活动中。但也从另一个角度上验证了，他只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是一位难得的清华校长。 解放战争后他本不必离开，他并未发表过任何的反共宣言，并未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还跟部分党员学者们都有着较为不错的关系，更曾多次保护自己的党员学生们。 在昆明时，当局要抓紧学生时，梅贻琦竭力处置，充当学生们的保护网，充当学生们与政府冲突的防波堤。 他总是告知学生们要自强不息，厚德待物，然而他的形式作风似乎也足以诠释这2点。他是寡言君子，是竭力保护清华基金之人，是对清华影响最大的校长之一。 参考资料： 《中国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