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教是如何一步步衰落的？这个问题的源头，实际在道家创始人张道陵死前的遗嘱里

中国的道教是如何一步步衰落的？这个问题的源头，实际在道家创始人张道陵死前的遗嘱里，张道陵是西汉时期开国功臣张良的第八世孙，他死前留下了一个关于传承人的遗嘱，正是这个遗嘱，注定了道教最终衰落的结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公元156年，张道陵在蜀地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下一道被后人反复提起的遗嘱：“天师之位只能传给宗亲子嗣，不可传给外姓人，”这条遗训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套在道教的核心传承制度上，从那一刻起，道教的最高领袖就必须来自张家，哪怕继承人资质平平，哪怕时代已经变了，规矩也不能动。 这个规定最初或许是为了保持宗教的纯粹性，毕竟在东汉末年，政局混乱、豪强割据，一个稳定的家族继承体系可以防止教权被外人夺取，但千年之后，这种封闭的传承方式却成了道教难以摆脱的包袱，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巨变，信仰体系需要更新换代时，这种制度的僵化就变得格外明显。 在张道陵的子孙中，真正有作为的并不多，第三代天师张鲁算是一个例外，他在汉中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短时间内让五斗米道发展到了顶峰，但好景不长，张鲁在建安二十年投降曹操，政权被解除，大量道民被迁往北方，道教第一次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根基，从那以后，天师道虽然在民间依旧有影响力，但始终没能恢复张鲁时代的光辉。 唐代时，道教因与老子同宗受到朝廷尊重，但龙虎山的张天师依旧只在家族内部选人，与佛教大开门户、吸纳各地人才相比，道教日渐显得保守而封闭，在贞观年间的佛道辩论中，道教接连败北，暴露出教义体系缺乏创新的问题，到了元代，道教受到更沉重的打击，1281年，忽必烈亲自裁定《老子化胡经》为伪作，下令焚毁相关道藏、拆除道观，道教元气大伤。 虽然也有像明代张宇初这样的改革者试图振作教门，修建武当山宫观群、整理经籍，但制度上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他的继任者张宇清沉迷享乐，家族传承依旧无法保证领袖的能力，清代后期，道教彻底失去了官方支持，授箓制度被废止，龙虎山天师府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等到民国初年，张恩溥成为第63代天师时，道教已是风雨飘摇，这位新天师从小体弱多病，脊背畸形，父母本希望他读书求仕，却因张家无可替代的家族血统，最终还是由他接任天师之位，他在上海正式登场是在1924年父亲去世之后，那时的他，既不熟经义，也无修行功底，却很快意识到道教的政治价值和经济潜力。 他来到上海滩，频繁出入上流社会，靠画符、打醮、看风水逐渐受到政商各界的欢迎，张恩溥并非一无所长，他确实懂得如何在乱世中为道教争得一席之地，1927年，上海发生大火，整整烧了七天七夜仍不见熄灭，蒋介石派人请张恩溥来做法，张恩溥在龙华寺设坛，请神步罡，法事刚结束，上海上空便降下暴雨，火势终于被扑灭，这次事件让他一举成名，蒋介石授予他“第二十军副军长”的头衔，道教也因之获得政治上的认可。 这样的神迹并未持续，张恩溥逐渐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在上海赌博、酗酒、风流成性，甚至染上了鸦片，虽然后来戒掉，但他的个人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对天师形象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并未着力培养接班人，也未对教义进行系统整理，道教的理论基础、信众基础和组织结构都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结束，张恩溥陷入尴尬境地，他曾接受国民政府封号，在新政权眼里属于“敌对阵营”，他本人想留在大陆，但形势不允许，只能带着《三五都功经箓》和一些随身典籍前往台湾，他在台湾草山落脚，创办“台湾省道教会”，试图重建天师制度，起初十分艰难，日本殖民留下的神道教遗风尚未消散，佛教在台湾也根深蒂固，道教的影响力一度微弱。 他带过去的五十箱道经典籍大多因海上运输受潮而霉变，能够使用的文献寥寥无几，他只好靠给高官看风水、驱邪镇宅来积累资源，1957年，他终于恢复了授箓仪式，吸引了海外信徒前来观礼，台北的道教活动逐渐有了起色，道教在台湾的信众比例在几十年内上升到了85%，他还开始组织人手开展道学研究，试图为道教注入新的生命力。 他的努力来得太迟，1969年，张恩溥中风去世，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他的亲属张源先提出自己为合法继承人，但台湾当局并不承认其地位，因为他“未经大陆祖庭认证”，大陆方面则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天师府，由张金涛主持教务，两岸各立门户，互不承认，张家天师的香火由此断裂。 信息来源：（《中国道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