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采访浩然后，胡锡进曾直言：“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浩然对乡土文学是有贡献的！”“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2008年，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洵河水涨，草木青青。浩然和夫人杨朴桥的墓地坐落在洵河东岸的冀东平原深处。浩然的塑像前，一泓泉水汩汩流淌，倾诉着他对三河大地的眷恋。墓穴右侧是按照浩然在三河居住了16年的小院原形建造的“泥土巢”;左侧是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的金色笔迹，那是1987年浩然亲笔书写的“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这位一辈子“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人民作家的墓志铭。 浩然1988年落户三河，在这里他“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完成了继《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苍生》,并把它搬上荧屏，深受农民群众喜爱。他十几年不改初衷，以三河这块沃土为基地，为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军倾尽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儿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率孙辈东山、绿谷等早早来到墓园。春水含泪细心擦拭着父母的塑像，轻声说着：“爸、妈，你们看有多少领导、朋友、乡亲们都来送你们了，你们放心地安息吧。” 浩然这位作家，曾把创作《艳阳天》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他曾直言这是自己一生成败的关键。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特别诚恳地跟大家说，在后续对作品的修改过程中，他会把大家提的每一条意见都认真琢磨，争取让作品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现实的情况。 就拿情节发展来说吧，当时作品里存在反面力量到最后没有被彻底揭发和处理的问题。浩然心里明白，这得改。在第二卷里，他计划让正气得到大力弘扬，最后一定要取得完完全全的胜利；而邪气呢，必须得被狠狠打败，得到应有的惩罚。为啥呢？因为现实里的斗争生活就是这样，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作者可没权利也不应该不这么写。他得跟着现实走，让作品贴合生活实际，这样读者读起来才觉得真实、有劲儿。 1965年10月，浩然专门写了篇文章《寄农村读者——谈谈<艳阳天>的写作》。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书出版之后，参加了不少农村读者座谈会，还收到好多农村读者的来信。这些读者特别热情，给了他好多鼓励，这让他心里暖乎乎的，特别感动。而且，大家在会上和信里，对这本书的思想、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好多宝贵的意见和要求。 有不少读者说这书写得太长了。他们每天都要忙着劳动，生活节奏快，看这么长的书实在不方便。还有些读者提到书价钱太贵，他们想买但经济上有点困难。另外，也有读者很具体地指出书里有些内容可以删减，有些地方甚至直接说没必要写。这些意见就像一盏盏明灯，给了浩然很多启发和教育。 浩然心里一直清楚，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只有工农兵读者读着觉得方便、喜欢，他们才算真正完成了任务。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照工农兵的意见来办事。他把大家提的意见都列了个单子，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有些意见特别好，但要真正消化吸收，还得他付出很多努力；还有些意见，只要他有决心，愿意动手去做，马上就能行动起来。就算一开始做得不那么完美，也没关系，他可以一边做一边改进，慢慢提高。反正他是铁了心要按照工农兵的需求来修改作品。 具体到修改的地方，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是突出人物。他仔细梳理了书里的内容，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像一些风景描写，能减就减，能删就删。还有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也一并删去了。要是某个地方用人物的行动就能把内心活动表达清楚，那静止的内心描写就尽量简略一些。这样一改，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读者能更快地抓住人物的特点，理解人物的行为和想法。 再者，故事结构上也稍微做了些改变。原书里有些倒插笔的情节，读起来可能会让读者有点摸不着头脑，浩然尽力把这些情节都理顺了，让故事有头有尾，条理清晰。还有一些地方，本来一件事儿正发展得好好的，突然被另一件事儿岔开了，读者看着看着就容易“迷路”。浩然把这些地方也挪动了一下，让故事连贯一气，读者读起来一气呵成，特别过瘾。另外，他还按照一位生产队干部同志的意见，给每一节都加了个小标题。这小标题就像路标一样，能给读者起点内容提要的作用，读者一看小标题，就知道这一节大概讲的是什么内容，找起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也方便多了。 文学评论家雷达就说过，浩然创作旺盛期来得比别人晚，而且来得还不是时候。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多事之秋，好多人的创作热情都被压抑了，喉咙都被“掐住”了，没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浩然还在用旧的旋律勉力歌唱着。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当这一文学形态被愈益推上极端时，好多重任都交给了他。大家希望他能承传旧制，让这种文学形态继续发展下去；还对他寄予了起死回生的奢望，盼着他能让这种文学重新焕发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