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5月，杨秀清派兵北伐，主帅林凤祥、副帅李开芳，前锋大将吉文元，从浦口出征，目标是直奔燕京，不要攻取城池。陈思伯以文职身份参加北伐，跟着太平军转战中原各地，在连镇投降僧格林沁。 这道“直奔燕京，勿攻城池”的命令，像一把双刃剑，既砍开了清军的防线，也斩断了北伐军的后路。两万太平军从浦口出发时，长江两岸的老百姓还站在岸边看热闹——谁也没想到，这支穿着杂色衣服的队伍，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把大清朝的北方搅得地覆天翻，更没人想到，他们的命运会像无根的浮萍，最终消失在北方的寒风里。 先说这“不攻城池”的战术。林凤祥带着部队沿着运河北上，遇到小城池就绕过去，遇到大关卡就硬冲。这种“千里奔袭”的打法一开始很奏效：他们在安徽滁州击溃清军绿营，在河南归德府抢了清军的火药库，甚至在山西平阳府吓得知府跳井自杀。可您琢磨琢磨，不占城池就意味着没有补给点，士兵们的粮食全靠沿途征集，弹药全靠缴获，一旦遇到坚城受阻，立刻就会陷入困境。就像吉文元在进攻怀庆府时，原本想绕过去，结果被知府余炳焘用“火牛阵”突袭，死伤数百人，不得已只能围城打援，这一耽误就是两个月，白白浪费了宝贵的进军时间。 再说陈思伯这个文职官员。他原本是广西的一个私塾先生，跟着太平军北上时，怀里还揣着半本《论语》。在滁州的时候，他亲眼看见林凤祥下令处死抢劫百姓的士兵，还对大伙说“我们是天兵，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可越往北走，纪律越松弛——到了河南，士兵们开始抢地主的粮食，在山西，甚至有人烧了老百姓的房子。陈思伯在日记里写过：“初时百姓迎王师，后闻贼至皆逃散”，这种民心的变化，他看在眼里，却不敢跟主帅说。直到连镇被围，他看着士兵们啃树皮、煮皮带，才明白这支队伍已经走到了绝境。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天津城下。1853年10月，北伐军顶着秋风打到了静海，离北京只有一百多里。这时候咸丰皇帝都准备往热河跑了，可太平军犯了个致命错误：他们以为天津是座孤城，没想到当地士绅早就组织了“团练”，连运河上的船工都拿起了刀枪。林凤祥下令攻打天津卫，却被守军引运河水灌了战场，士兵们在齐腰的泥水里苦战三天，死伤数千人。吉文元中炮身亡前，还抓着李开芳的手说：“要是咱们有门像样的大炮，何至于此？” 连镇投降的场景尤其令人唏嘘。陈思伯后来在僧格林沁的军营里回忆，当时连镇的太平军已经“人皆面黑如鬼，马无草食啃树根”。林凤祥把剩下的士兵分成三队，准备突围时，一个小战士跪在地上哭着说：“将军，让我去前面探路吧，我三天没吃东西了，死了也不心疼。”这种绝望到麻木的士气，连清军看了都心酸。陈思伯投降那天，看见李开芳带着几百人突围，他们骑着瘦得皮包骨的战马，手里的刀都卷了刃，却还在喊“天父天兄保佑”，那场面让他一辈子都睡不着觉。 现在回头看，北伐的失败早就埋在杨秀清的那道命令里。“直奔燕京”听起来气势如虹，实则是把两万大军当成了“敢死队”——没有后勤、没有后援、没有明确的会师计划，完全靠一股血气之勇硬拼。更要命的是，太平天国高层压根没把北伐当回事：当林凤祥在北方浴血奋战时，杨秀清正在南京城里修宫殿、选妃嫔，连一封像样的慰问信都没送过。这种“弃子式”的战略，别说打到北京，能撑两年已经是奇迹。 陈思伯的投降也折射出太平天国的深层危机。一个跟着起义军走了几千里的文人，最后宁愿投靠清廷，也不愿死守连镇，这说明什么？说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根本凝聚不了人心。士兵们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战，文人看不出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连林凤祥、李开芳这样的猛将，到最后都只能靠“天父显灵”来鼓舞士气。当宗教狂热退去，剩下的只有现实的残酷——没有土地政策，没有科举制度，没有士绅支持，这样的政权拿什么跟清廷长期对抗？ 最让人叹息的是那些普通士兵。他们大多是广西、湖南的贫苦农民，跟着太平军北上时，以为“打到北京就能分田地”，结果却埋骨他乡。陈思伯在投降前，曾偷偷记下过一个小士兵的遗言：“我娘还在桂平等着我寄钱回去，要是我死了，麻烦先生告诉她，儿子没给太平军丢脸。”这样的遗言，在北伐军中不知道有多少，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对“天国”的信仰，可他们为之奋斗的“天国”，却从来没真正在乎过他们的死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