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英国一艘货轮暗藏47名清朝幼女，她们最年长的也不过8岁，驶离宁波港，开启一段悲惨的旅程。
这艘船的腹舱内，空气污浊，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47个幼小的生命被塞进狭小的铁笼，如同货物般堆叠，每笼3-4人，连转身都困难。 她们中，8岁的梅阿芳来自浙江一个贫困的渔村。父亲为还债，听信了洋人中介的花言巧语，签下了一纸卖身契，以为女儿能去“金山”淘金，换回荣华富贵。 等待梅阿芳的并非金光闪闪的“金山”，而是无尽的黑暗。 这只是1850年代“猪花”贸易的冰山一角。鸦片战争的余波未散，《南京条约》打开国门，宁波、厦门等通商口岸沦为人口贩卖的场所。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怡和洋行等公司，打着“劳务输出”的幌子，大肆搜刮劳动力。男性“猪仔”的悲剧还不够，他们将魔爪伸向更弱势的女性，残酷的“猪花”贸易应运而生。
中介机构“协议堂”在沿海设立多个伪装慈善机构的据点，以“免费教育”和“海外致富”为诱饵，欺骗了数千名幼女。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研究表明，1849年到1875年间，至少有6000名中国妇女被贩卖到美洲，其中85%年龄不到12岁。 1854年那艘船的航行日志冰冷地记载着：“节省空间，铁笼最佳”。另一艘名为“翡翠号”的船只的航海记录则更为骇人听闻：32名幼女中，19人死于疾病，尸体被抛入大海，船长还记录“节省了伙食”。
梅阿芳和其他女孩在黑暗潮湿的船舱中度过了近两个月。抵达旧金山后，她们看到的不是繁华的景象，而是手持鞭子的监工。 在阴暗的仓库里，她们被赤裸检查，梅阿芳因裹脚布造成的伤口溃烂，被一个酒馆老板以800银元买下，沦为“展览品”。1853年，《旧金山纪事报》曾报道了梅阿芳的遭遇：她被关在镀金的铁笼中，在酒吧和剧院中巡回展览，参观者用铁钩掀开她的裹脚布，伤口溃烂散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 她只有8岁，却要承受无尽的羞辱和折磨。这样的“展览”并非个例，镀金的铁笼成了殖民者吸引顾客的工具。
1850年代，旧金山至少有12家酒馆以“中国女孩展览”招揽顾客，每晚门票收入高达200美元。这些女孩的存活率极低，6000名被贩运的女子中，只有3%能活过5年，大部分死于疾病、营养不良或自杀。梅阿芳在1855年死于一场酒馆斗殴，年仅9岁。她的父亲在遥远的故乡，永远不知道女儿的悲惨结局。
这场悲剧的发生，与英美法律的纵容脱不了干系。1855年英国《商船法》第47条，将“运输女性服务人员”列为合法业务，为人口贩卖开了绿灯。清政府虽然意识到“猪花”贸易的罪恶，但由于国力衰弱和条约的限制，只能沉默以对。国际社会的反应同样冷漠。1856年，英国传教士詹姆斯·哈珀试图揭露真相，却遭到压制。直到1875年，英国才被迫颁布《反奴隶贸易修正案》，然而执行力度微乎其微。 那些被贩卖的女孩，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阴影中，无人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