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向我国付了一半定金，购买了24架歼6战斗机，哪知道，战斗机交货后，索马里却拒绝付尾款。中国代表十分气愤，6次去追债都没有追回来，最后，一个小伙子想了一个妙招。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79年深秋，中国与索马里签署了一份价值3310万美元的飞机采购合同。 合同规定索方分期支付：签合同时付两成首付，收货后付四成，剩余四成试飞后18个月内结清。 然而，索方支付部分款项后便以财政困难为由拖欠，到1988年仍欠1700万美元。 中国先后七次派团催收无果。最终，一个创新的方法不仅解决了欠款问题，还为后续合作埋下伏笔。 索马里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1960年终于独立建国。 新生的共和国急需经济和军事援助。 起初寻求美国帮助，但美国的1000万美元援助杯水车薪，其派驻的“和平队”也让索马里疑心美国试图控制本国。 1969年西亚德·巴雷发动政变建立新政权，将美国人驱逐出境，转而全面倒向苏联。 苏联慷慨提供了3500万美元贷款及600多名专家，帮助索马里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空军（40架米格21，10架伊尔28等）并提升了工业能力。 国力提升后，西亚德政权野心膨胀。 1977年，索马里觊觎邻国埃塞俄比亚富含油气资源的欧加登地区，悍然发动战争。 索马里本依赖苏联支持，却未料埃塞俄比亚新政府也倒向苏联。 苏联转而支持埃塞，并中断了对索马里的一切军事援助。 失去苏联支持的索军迅速溃败，此役成为20世纪非洲最血腥冲突之一，索正规军战死超8000人，其依赖苏联建立的空军几乎覆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急需重建空军的索马里，此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1979年，索马里副总统兼国防部长萨马特尔访华，提出购买飞机意向。 这对改革开放初期急需外汇的中国而言是良机。 索方还提出可提供几台闲置的苏-22发动机（其技术与米格-23发动机类似），这对于渴望研究相关技术的中国极具吸引力。 中国外交部迅速协调，专业军贸公司中航技立即组成8人考察团，于1979年9月飞赴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考察团首先实地评估索马里空军状况。 空军指挥官威赫利的介绍令人忧心：苏联留下的装备和技术缺乏维护，飞机损毁严重，基本丧失修复价值。 在接下来的三周谈判里，索方大打“友好牌”并反复强调财政困难，试图让中国无偿援助。 中方则明确表示此行目的是贸易。 双方一度僵持，索方尤其利用中方对发动机的迫切需求，将发动机价格从200万美元抬高至500万，谈判进程艰难。 直到中方表示即将结束访问返程，索方才在10月17日签订合同：中国提供26架飞机（20架歼6、4架歼教6、2架歼教5）和7台发动机（1台涡喷5、6台涡喷6），换取索方4台苏-22发动机，总价3310万美元。 1980年，中国开始交付飞机并在索设立办事处。 工作人员忍受酷热、疾病（疟疾、霍乱横行）及物资匮乏的恶劣条件，坚持完成交付与支援任务，甚至有人为此付出生命。 然而索马里却以财政困难为由拖欠巨额尾款。 中航技组建专业催款团队七赴索马里。 但索方官员惯于推诿扯皮，表面热情招待、大谈友好，却避谈欠款，甚至最终明确拒绝支付。 多次催收无果后，中国开始寻求替代方案。 根据最初合同中允许其他方式抵债的条款，中方将目光投向了索马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尤其是其漫长的海岸线和亚丁湾富饶的渔场（盛产金枪鱼、沙丁鱼）。 经过调研，中航技确认合作捕鱼可行。 1988年11月21日，中索签署渔业合作协议，先进行为期一年的试验捕捞。 仅三个月便效果良好，1989年2月，双方正式签署渔业合作协议。 尽管受限于中国渔船吨位小（仅260吨）、技术装备落后，试验期内五批捕捞的217吨海鱼还是带来了约20万美元收入，开了个好头。 同时，中国代表持续利用其他机会施压。 索马里购买的歼6战机因缺乏保养无法使用，急请中国技术人员维修。 中方抓住机会，要求必须先结清欠款。 索方迫于无奈，最终支付了绝大部分欠款。 虽然1991年初索马里国内政局突变导致渔业合作中断，但这一创新思路未被遗忘。 2018年底，条件成熟，中国企业重回索马里海域捕鱼。 得益于当年飞机合同建立的基础，根据新渔业协议，中国企业仅需支付约100万美元便能获得宝贵的优质金枪鱼捕捞权。 “用渔权抵偿飞机欠款”成为一段解决国际债务问题的经典案例。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国的介入不仅帮助自身提升了远洋捕捞技术与装备，还通过派出专家培训索马里渔民掌握深海金枪鱼捕捞技术，为众多因生活所迫可能走上歧途的当地人提供了合法谋生手段，促进了当地的稳定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