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努尔哈赤刚过世，一条白绫就套在大妃阿巴亥脖子上。她双手拉扯着白绫，拼命挣扎。皇太极见状，在她耳边低语：“如果你还想多尔衮活着，你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女人的皇族之路始于一场政治联姻，十二岁那年，作为乌拉部首领的女儿，她被嫁给已经四十三岁努尔哈赤。 后来她诞下三个儿子，这无疑巩固了她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出于对幼子的偏爱和对阿巴亥的看重，在八旗军队的核心力量分配上，给了这三个儿子极高的起点。 其中两黄旗和镶红旗的核心力量基本掌控在他们母子手中，这远超努尔哈赤其他成年儿子所拥有的资源，自然引来了侧目和潜在的不满。 然而，权力顶峰的荣光下也暗流涌动，一则关于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次子、曾被视作继承人的代善之间关系暧昧的流言，在宫廷内部悄然传播。 按照当时女真族流行的“收继婚”旧俗，这似乎有一定社会基础，但关键是，努尔哈赤尚在人世，当这风声传入老汗王耳中时，引发的是一场暴怒。 盛怒之下，努尔哈赤暂时将阿巴亥逐出宫门，同时取消了代善作为继承人的资格，大大削弱了他的势力。 风暴似乎平息后，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感占了上风，他又将她接回了宫中，恢复了她大妃的尊荣。 作为母亲，她开始考虑如何在努尔哈赤百年之后，为自己最看重的儿子之一，特别是二儿子多尔衮谋得一份保障。 后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攻打宁远，却意外地在名将袁崇焕的守御下遭遇了军事生涯的惨痛失败，自己也身受重伤。 身心俱疲的他，伤病加剧，预感大限将至，在病榻弥留之际，他紧急召见了心爱的阿巴亥，据后世流传的说法，努尔哈赤在临终前向阿巴亥交代了遗言，指定由十四岁的多尔衮继承汗位，而由年纪稍长、更具威望的次子代善摄政辅国。 这个遗命安排，本意或许是平衡各方，确保幼子能够顺利掌权，并借助代善的力量稳固局面。 但这个关键性的遗命传达出现了致命问题，努尔哈赤没能在其他重要贝勒及主要旗主都在场的公开场合下宣布，仅有阿巴亥一人在侧。 这就使得遗命本身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努尔哈赤咽气后，阿巴亥作为“唯一见证人”向众人转达了这一旨意。 然而，等待她的却是皇太极联合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这四大核心力量的强力抵制，他们迅速掌控了局面，软禁了阿巴亥及其部分支持者。 面对阿巴亥及其三个儿子背后庞大的两黄旗和镶红旗的潜在威胁，以及阿巴亥本人因长期受宠而积累的政治影响力，皇太极为首的势力集团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全感。 阿巴亥本身与代善曾有流言，这让她在代善心中亦非盟友，如何彻底消除这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且看似符合祖制的办法殉葬。 于是，这群人拿出了预先准备好的所谓努尔哈赤“遗命”，这份后来补写的文件宣称，因大妃阿巴亥“心怀嫉妒”，“令朕心不悦”，且担心她日后干预国政、造成混乱，故命令其殉葬。 这条“遗命”被当众宣读，彻底否定了大妃所宣称的由多尔衮继位的说法，也断送了她所有生路。 在当时的后金社会，虽然存在殉葬的风俗，但也并非毫无规制，通常而言，能够成为汗王殉葬品的，多为地位较低的妾室或奴仆。 正妻殉葬，特别是作为地位最为尊崇的大妃殉葬，极其罕见，且一般有两个不成文的条件，一是夫妻感情极为深厚，由妻子主动自愿随同；二是这位妻子没有年幼的儿子需要抚养。 显然，阿巴亥的情况与这“习俗”截然相反，无论努尔哈赤如何宠爱她，她在最后时刻被扣上负面罪名强令殉葬，而更重要的是，她的三个儿子当时都年纪尚轻，正需要母亲庇护。 面对这份“最后的旨意”和她所处的孤立无援之境，阿巴亥深知反抗是徒劳的，更可能累及她的儿子们。 有人明确地向她传达了威胁，只要她一死，她的儿子们就能安全，那群虎视眈眈的人也向她保证会善待其年幼的儿子。 对阿巴亥而言，这是别无选择的交易，在巨大的恐惧和为了保全儿子的双重心理压力下，这位曾经的汗王宠妃，年仅三十六岁、风华正茂的阿巴亥，最终选择了屈服。 一条白绫，终结了她充满传奇而又令人扼腕叹息的一生。 阿巴亥的死，表面上是执行了所谓“遗命”殉葬，实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清洗，她前半生享受了努尔哈赤的极度专宠，连带她的儿子们获得了过于丰厚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实力，这些都成了后努尔哈赤时代的权争漩涡中心。 她的聪慧或许能让她在后宫周旋，却无法在努尔哈赤猝然离世、权力格局瞬间倾覆的剧变中，保护自己和年幼的儿子们。 她被排除于核心权力小圈子之外，缺乏坚定的盟友支持，这使得她在面对联合起来的实力派贝勒时，毫无招架之力，最终沦为汗位更迭中必须铲除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障碍。 她的悲剧，是政治博弈下个人渺小的必然。 信息来源：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清史稿·后妃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