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误判为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处罚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黄茂才”的故事，得从他那穷得叮当响的出身说起。 1925年，他生于四川自贡荣县的一户农家。兵荒马乱之时，为免儿子被抓壮丁沦为炮灰，黄茂才的母亲煞费苦心，四处托关系，终寻得一位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点关联的当地人相助。 就这样，一直到了1945年，20岁的黄茂才进了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当了个看守管理员，管管犯人放风、收风这些日常杂事。 一开始，黄茂才大概跟其他看守没什么两样，对监狱里的残酷审讯、革命者发出的呻吟，可能也习以为常，甚至有些麻木。 然而，高墙内的生活，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48年，一位名叫“江竹筠”的女革命者不幸被捕入狱，她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江姐”。 而这位被敌人视作最强硬的之人，即便遭受各种酷刑，但她钢铁般的意志，着实震撼众人，黄茂才亦在被震撼者之列。 江姐与狱友们亦未曾放弃争取看守。她们见黄茂才对待被关押者态度尚算温和，脑筋似乎也不迂腐，便将其列为重点“策反”对象。 有一次天冷，江姐和曾紫霞见黄茂才衣服单薄，竟主动说：“黄先生，天冷了，你衣服少，称一斤毛线回来，我给你打件毛衣。” 这件在冰冷监狱里织出来的毛衣，像阳光一样照进了黄茂才的内心，通过这些日常接触，加上江姐对她们开导，出身贫寒的黄茂才渐渐放下了戒备，心里开始活泛起来：这些被关着的“进步人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内心的转变，让黄茂才成了暗夜里的信使，他开始利用看守的便利，冒着天大的风险，偷偷给江姐和狱中其他同志传递信息和物资。 为了保密，他还用过一些化名，他递出去的信，前后竟有二十多封，其中就有江姐写给儿子“彭云”那封著名的“托孤遗书”，还有女牢党员“胡其芬”在大屠杀前夜写下、后来被称为《最后的报告》的秘密急信。 而这些信，给狱外的党组织送去了宝贵的情报，也给狱中同志跟外头的联系留了条缝，他不止是送信的，有时还偷偷给饿肚子的同志塞点吃的，递些小纸条。 他还秘密带过药，把止痛药和抗生素藏在自己破鞋底下，小心翼翼地躲过监视，送到受伤的囚犯手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却像黑夜里的星光，给了狱中同志莫大的慰藉和帮助。 谁知，到了1949年，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眼看就要垮台，渣滓洞里的管理也越来越严，特务们开始分批对狱中的人们进行处决。 年仅29岁的江姐，就在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于歌乐山电台岚垭英勇就义，而黄茂才因为被怀疑立场不稳，在国民党大撤退前被遣散回了老家。 他全然不知，自己递出的那些信封，承载着众多革命者的希望，更未曾意识到自己险些因这段经历而殒命。 回到自贡后，黄茂才找了一份教书的活儿，想重新开始生活，可生活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1950年，一封举报信把他推向深渊，曾经的“功臣”转眼成了“人民的罪人”。 直到1951年，他被误以为是参与分子，而被判处为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5年，保住了生命，但他身陷在冰冷的牢房里，心里充满了不公和痛苦。 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黄茂才也坚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他做过的好事会得到承认。 多年以后，针对黄茂才的案子，最终调查组展开了细致的查证，由于时间太久，很多事都变了样，他们先从尘封的国民党时期档案入手，又四处寻访那些从渣滓洞幸存下来的革命者。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寻得一位名为“曾紫霞”的幸存者，她清晰地记得，渣滓洞女牢那暗无天日之时，看守黄茂才冒着巨大风险为她们往外递送秘密信件。 其中，就有江姐那封“托孤遗书”，另一位幸存狱友也证实，黄茂才确实偷偷给他们塞过吃的，递过纸条。 到了1981年，一封来自烈士纪念馆馆长的信，像一束光照进了他灰暗的生活，信中提到的档案证明了他当年协助地下党的事迹，那些曾与江姐一起战斗过的人也站出来为他作证。 经过细致入微的查证，黄茂才的义举终于水落石出，1982年，自贡市法院重审了黄茂才的案子，正式为他平反昭雪，宣布他无罪，并认定他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还授予他“革命功臣”的徽章。 那一刻，黄茂才激动得老泪纵横，所有的苦难和委屈，总算有了个说法，晚年的黄茂才，选择回到曾见证无数苦难与抗争的重庆歌乐山，在革命纪念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黄茂才的故事，不单是一个人的历史，它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矛盾和挣扎，在动荡的岁月里，每个人都在做选择，有的选择可能被时代遗忘，有的则被载入史册。 【信源】央视新闻《百年瞬间丨江姐：在烈火中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