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年轻的德国医生福斯曼异想天开，要用一根在射线下不透明的导管，通过静脉插入心脏，从而在不开腔的情况下发现心脏的各种病变。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德国，医学技术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那会儿，说到“心脏”，就是所有医生都绕着走的地带，哪怕是外科专家，对心脏也都敬而远之。心脏手术，大家私下里都说“能不碰就不碰”，一出血，基本就没人能救得回来。 可福斯曼偏偏不信这个邪。这个1904年出生在柏林的小伙子，家里条件一般，小时候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性格却带点轴劲。大学是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念的，毕业后跑到郊区医院当实习医生。才二十五岁，就敢天天琢磨点让老医生们听了都摇头的“花活”。 为什么要琢磨心脏？其实理由很简单：每天医院里送来的危重病人一大堆，很多人就是心脏出了问题，没人能看得明白。那时候没有什么CT、彩超，医生们能用的全是听诊器和X光片，全靠经验和猜。 有一天，福斯曼在图书馆翻到法国学者给马做心脏导管实验的论文。他越看越觉得：“人和动物都长静脉，为什么不试试把导管直接伸到人的心脏里？”说干就干，这就是典型的“敢想敢干”。但这事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疯话。毕竟老一辈医生们早都立了规矩，心脏不能随便动。谁要真敢乱来，丢饭碗是小事，真出人命就全完了。 可福斯曼不管。他先去找医院主任说理想，没想到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主任觉得他不成熟，说这是拿病人开玩笑。医院会议开了好几次，没人愿意帮他，甚至有人私下说，这小子八成是要毁自己前程。 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被泼冷水，心里越不服气。福斯曼一咬牙，决定亲自上阵，做这个实验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自己。 要做实验，光有胆子还不行。要进手术室，得有人配合，器械得有人看着。福斯曼没办法，找到了医院的年轻护士格尔达。刚开始格尔达吓了一跳，说你真疯了吧。福斯曼一边安慰，一边保证“要是出事你不担责任”。格尔达半信半疑，最后也被说动了。 实验那天，他和格尔达偷偷溜进了手术室。福斯曼先给自己左臂打了局部麻药，自己划开皮肤，找到静脉，然后把一根长长的橡胶导管插进血管。说实话，这种事换谁都会打怵，可他手一点都不抖。刚开始推进的时候有点生疼，但他一点没退缩。导管推进了六十多厘米，终于进了心脏右心房。等一切就位后，他拉着格尔达直奔放射科。用X光一拍，果然，管子就在心脏里面。 这个场景，你说是医学实验也行，说是“作死”也行。可事实证明，他没有出什么意外，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他兴奋地把这套方法写成论文，还给院里和杂志社投稿。本以为能得到认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冷嘲热讽。 医院的上司直接把他开除了，说他是“医德败坏”；论文递到外科协会会议现场，台下医生们不是笑就是摇头，根本没人觉得这小子做的事有多了不起。甚至有同行质疑他胡编乱造，说什么“小丑表演”。这个打击，换一般人真扛不住。 但福斯曼还是没放弃。他又自己做了九次自体实验，每次换不同的血管，还用造影剂拍片，试图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技术的可能性。结果是，名气没捞到，事业差点断送。 后来，他不得不转行做泌尿外科。谁能想到，差点成了“心脏第一人”的年轻人，居然变成了小镇医院的普通泌外医生。这种命运转折，让人一时都咽不下这口气。 不过，时代终究会给答案。到了二战后，这项技术被美国医生改良应用，逐渐成为心脏病诊断和治疗的核心手段。福斯曼当年做实验用的导管，被越来越多医生用在危重病人身上。没有心脏导管检查，今天的心脏支架手术、各种微创心脏治疗都无法想象。世界各地医院，每年几百万例用的都是这项技术。 到195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终于决定补上历史的欠账。那年，福斯曼和两位美国科学家一起拿到了生理学或医学奖。领奖那天，他已经五十二岁了，头发花白，但神情依旧淡定。大家都说，这奖给得晚，但起码还没错过。 奖项之后，德国医学界才开始重新认识这个昔日的“异类”。柏林波茨坦为他立了铜像，柏林夏里特医院还复原了他当年用的导管设备，专门展示在医学史展览里。德国心脏学会每年还设奖学金，用他的名字鼓励那些有奇思妙想的年轻医生。 最有意思的是，2023年，德国学者翻出他当年实验记录，又用新技术分析了一遍。这下全世界都明白，福斯曼的“异想天开”，不是胡闹，而是真正推动了医学进步。 其实想想，这就是科学的本质。每一次颠覆和突破，刚开始总有一堆人不理解，甚至嘲讽。但只要方向对，时间总会给出公正的答案。金子埋再深，终究会有人挖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