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渝最近在访谈里提到个挺有意思的观点——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可能就是年轻时把婚姻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1996年纽约那场饭局上她遇见李国庆的时候,正卡在三十岁这个被社会时钟敲得最响的年纪。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同窗回忆说那会儿她总念叨“该成家了”,谁能想到这个决定会让她在二十年后说出“忍辱负重换来的全是泡沫”这种话呢?
她给李国庆父母养老送终那几年,正是当当网筹备上市的关键期。
北京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都记得,这对夫妻来办手续时永远在接工作电话。
最讽刺的是,李国庆在自传里写创业史时,把公司几次重大决策失误都推给“家庭拖累”,可当年处理他哥哥那摊子烂账的,分明是俞渝亲自飞去温州跟债主们周旋了半个月。
《中国企业家》杂志去年做过一期专题,统计过上市公司女高管里离婚率比男高管高出近四成。
倒不是说职场女性处理不好感情,而是她们往往要同时收拾事业和家庭两个战场。
俞渝在股东会上怼投资人的视频现在还能搜到,可这么个在谈判桌上寸土不让的女人,硬是忍了丈夫二十次公开场合的拆台。
你说这算不算黑色幽默?
我倒想起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故事。
当年他老婆查出重病,直接停掉所有工作陪护了整三年。
这种男人要是遇上俞渝,说不定真能改写故事结局。
但现实没有如果,就像俞渝自己说的,女人最该攥紧的从来不是结婚证,而是能随时掀桌子的底气。
她现在住的那套朝阳公园边的公寓,产权可是清清楚楚写着自己名字。
最近重看《第二性》里那段关于“婚姻是女性最大风险投资”的论述,突然就具象化了。
俞渝在纽交所敲钟那天穿的红西装现在还挂在当当直播间当背景板,可当年陪她挑这件衣服的人,早成了互相发律师函的对象。
所以说啊,能把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理得明明白白的人,怎么就理不顺一纸婚约呢?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在事业和婚姻里反复挣扎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