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说：莫言不受各种意志约束，能够“吾手写吾口”，并且敢于质疑和反思，就已经尽到

余华说：莫言不受各种意志约束，能够“吾手写吾口”，并且敢于质疑和反思，就已经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无愧于“作家”的称号了。而有些人对作家道德上的指责，是对其个人人格的侮辱，是恶毒和残忍的，尤其是这种指责只凭着似是而非的借口。莫言的获奖无关于政治，也无关于他“体制内”的身份，我们不必为此而苛责他。 学者张旭东也说:“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创作的形象。他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是个有立场的奖，但说到底还是个文学奖，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是在别人的授意之下，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写的。” 其实纵观莫言的创作历程，在早期阶段，他的作品尚且弥漫着清新优美的气息，宛如山间潺潺流淌的溪流，带着自然的灵动与纯真，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审美享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续的作品里，读者若想再去寻觅那种“高雅”“优美”的元素，恐怕会颇费一番周折，难度着实不小。 莫言的小说从不刻意回避丑恶与污杂的事物。因为在他的笔下，民间是一个独特且复杂的文化空间，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藏污纳垢”，充满了粗鄙的气息。在这个空间里，“丑”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存在。表面上，民间社会似乎十分讲究血缘伦理、秩序规范，仿佛一切都井然有序，有着一套既定的行为准则。但实际上，强大的破坏力量常常会打破这种表面的秩序规范。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民间的人们往往会无视善恶、美丑的界限，甚至会以粗俗、暴力、欲望等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芜杂且充满矛盾的空间，作家确实需要秉持一定的美学理想，才能避免它沦为丑和恶的展示场，以及欲望和暴力的泛滥地。莫言正是凭借着独特的美学追求和深刻的洞察力，在作品中生动地呈现了民间的“污垢”和“粗鄙”，同时也展现了他“‘赞美的批判’的艺术态度。这种态度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在对民间种种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过程中，既看到其中的丑恶与不堪，又能从中挖掘出人性的闪光点和生命的顽强力量，从而实现对民间的复杂认知与深刻表达。 死亡，在人们的认知里，是虚无和神秘的，它如同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散发着令人恐惧的气息，人们总是避之莫及。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当言及死亡时，往往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作家将其作为大背景，通过人物的命运与死亡的关联，引导读者更深刻地思考生的意义；有的作家即便提及死亡，也会采用隐讳的笔触，避免过于直白地展现死亡的残酷。 比如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就写到过很多悲剧性的死亡场景。孔乙己的死，是通过小伙计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交代出来的，这种含蓄的表达，更增添了孔乙己命运的悲剧色彩；祥林嫂的死，也是通过她与短工的交谈才被知晓，周围人对她的冷漠态度，凸显出她命运的凄惨；阿Q的死、夏瑜的死，则是从看客的角度来写的，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们，不仅没有对死者的同情，反而将他们的死当作一场热闹来看，鲁迅先生借此揭示出死亡悲剧性不仅在于个体生命的消亡本身，更在于周围人们的冷漠、麻木，这其中蕴含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之情。 除了对死亡场景的描写，莫言更专注于对死亡过程的呈现。在《红高粱》中，奶奶的死亡过程被描绘得极具诗意。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到自己轻捷如燕般滑行，仿佛摆脱了尘世的束缚。她看到了天国的光辉，那光芒柔和而温暖，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她听到了天国的音乐，那音乐悠扬动听，让她沉浸其中；她还能听到红高粱的哭嚎，那是土地对她即将离去的悲泣。她跟着鸽子轻盈地盘旋，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心中充满了“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的感觉。 尤其是那段“天问”，奶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限留恋地想着儿子、情人、这片养育她的土地和美丽的世界。她一生随性而行，勇敢地追求幸福、美好、自由自在的生活和真挚的爱情，她无怨无悔地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生活，不畏惧天地的罪与罚。这是生命最后一刻酣畅淋漓地自由呐喊，她完成了自己的解放。奶奶一生都活得真实而热烈，生命的最后一笔也描绘得绚丽多彩。 死亡本身是狰狞可怖的，但莫言渲染的奶奶的死亡过程，却充满了诗意的辉煌。这一过程的描写，为奶奶自由奔放、爱恨情仇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完美地成就了奶奶这一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在死亡面前依然保持着尊严和自由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