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骞从大漠风尘中归来，带回的不仅是西域诸国的奇闻异事，更藏着一个石破天惊的线索 —— 在西南密林深处，或许藏着一条通往南越与西域的隐秘通道。 在汉武帝成功地征服匈奴与南越的同时，西南绝大部分地区被纳入到了汉朝的版图，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汉武帝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国家与部落被总称为西南夷。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为西南夷立传。 西南夷各民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研究西南民族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南夷分为南夷和西夷。 南夷指蜀东南大致分布的贵州、广西部分地区的西南夷各部族。西夷指蜀西南大致分布在云南、四川部分地区的西南夷各部族。 历经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华夏/汉民族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历史，夷夏理念的成熟、华夷五方格局观念的形成，都促成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疆域基础理念的形成。 战国后期，楚威王(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在位)时，楚将军庄踽王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与楚展开拉锯战。秦向西南拓展，楚国南向的势力被迫停止。 秦蜀郡守李冰修筑僰道(古县名，今四川宜宾西南的安边镇，将军常继之略通五尺道。道旁的各民族部落纷纷归顺秦朝。五尺道成为云贵地区与外界交通的小小动脉，加速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汉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匈奴和东南的南越。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更大，常常扰边，掳走边疆人民的财物和人口南越王称制，“黄屋左纛",与汉朝对抗。 南越吞并了秦设置的桂林、南海和象三郡，攻取长沙边邑；闽越受南越控制，西南夷有部分部族依附南越。 汉高祖认识到，汉朝当时经济疲弱，他也不忍心人民再陷入战争的苦难中，与匈奴和亲，对越采取和集政策。对内施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图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巴蜀故徼皆闭。但是巴蜀商人经常私自出入西南夷地区，带回作马(作地之马、僰僮(僰地男人做仆)、牦牛、邛竹杖等商品，贩运到中原、西域、南越等地。 巴蜀因此而殷富。继秦之后，汉武帝以巴蜀为根据地，继续开发西南地区到了汉武帝边疆经营时期，西汉社会经济繁荣起来。 汉武帝经过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内政严肃，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他为自己准备了卫青、司马相如、公孙弘等随时备用的人才。 在汉武帝经营边疆的初期，首要之务就是解除匈奴对边疆的骚扰，其次使南越归附。西南地区并未包括在其规划之中。 番阳令唐蒙、张骞分别在出使南越和西域期间，发现经过西南地区能够与南越和西域联系。西南地区进入汉武帝边疆经营的蓝图中。 汉武帝经营西南地区的最初发端是唐蒙出使南越的意外收获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反叛朝廷，兴兵进攻南越边邑。 南越王赵胡上书汉武帝，请天子发诏劝闽越退兵汉武帝命令大行王恢与韩安国率兵攻击闽越。大兵还没有越过阳山岭，闽越王郢弟馀善杀郢降汉，西汉罢兵。 大行王恢指派番阳令唐蒙借兵威“风指晓南越“,令其谨守藩臣之职。南越以枸酱招待唐蒙。 唐蒙打听到，枸酱是由西北群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运来。胖柯江有数里之宽，可以行船，流经南越之都番禺城(今广州)。 唐蒙回到长安以后，向蜀商询问有关枸酱的事情。蜀商说，只有蜀地出产枸酱，蜀商偷偷地将枸酱带出蜀外，在夜郎地销售。南越欲用财物使夜郎臣服，但是始终没有使夜郎臣服。夜郎有精兵十万。 唐蒙上书汉武帝道，朝廷大军由长沙、豫章去征讨南越，沿途的水路已经被南越隔绝，大军难以到达目的地。 如果朝廷现在以汉朝的强大，借用巴蜀的富饶物资资源，并且在夜郎置吏。打通了夜郎道，打南越一个出其不意。 唐蒙忙于略通南夷道时，西夷邛、笮等也想比照南夷，请入朝置吏。司马相如认为，汉朝恢复其郡县，价值比南夷大。 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邛、笮、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汉武帝就遣使司马相如以郎中将身份前往西夷邛、笮之地，以西汉的威德晓谕两地首领归附汉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