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斯大林几乎是用威胁的口吻告之宋子文：“外蒙古必须独立，倘若中国不答应，苏联将不会出兵对日作战。”宋子文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甚至提出可以给予外蒙古高度的自治权，以此来换取外蒙古不脱离中国而独立。 如果说有哪个中国人能在那种场合对着斯大林拍桌子讲道理，那非宋子文莫属。这人出身大家，名气和手腕都不小。做过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还被称为“中国的黄金先生”。抗战时期，蒋介石把最棘手的外交交给了他。这次莫斯科之行，肩上扛着的压力可想而知。 这场谈判，其实已经输了起跑线。因为在此之前，美英苏三国已经在雅尔塔达成协议：只要苏联能帮忙出兵东北，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说白了，外蒙古必须脱离中国。这事中国没参与就被敲定，纯属外人“分地”。 中国其实很清楚，没苏联，收不回东北，日本也打不干净。可要想保住外蒙古，谈判桌上必须得拼。宋子文这一趟，表面上代表中国政府，实际上得想办法为中国争最后一点底线。他出发前蒋介石千叮咛万嘱咐，最重要的一点：“不能让外蒙古独立，必要时可以给自治。” 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态度很明确，没有转圜余地。他摊开地图，直指西伯利亚铁路：“如果外蒙古不独立，苏联的命脉随时会被切断。这不是讨价还价，是生死问题。”宋子文明白，苏联不是为了自己多点地盘，而是要一个缓冲区，用外蒙古挡住所有可能的威胁。 可作为谈判代表，他还是据理力争，抛出了中国能让步的最大方案：外蒙古可以高度自治，军队、政务、宗教都放手，但名义上还是中国的土地。这不是小事，让一个省的自治权无限放大，搁任何正常年份都难以想象。 但斯大林一口拒绝。对他来说，只要外蒙古名字还在中国版图里，战略风险就没解除。 其实，细想当时中国的处境就明白了。抗战末期，经济濒临崩溃，国内还要防内乱，外有强邻环伺。能派人去谈，已经是苦撑。 谈判一再陷入僵局。宋子文、蒋经国，包括整个中国代表团，其实都不甘心。可现实让人喘不过气。美国已经默认雅尔塔协定，英国人更是保持观望。蒋介石这头不断给莫斯科发电，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要想让苏联出兵，外蒙古的问题必须“解决”。 这一年，中国政府提了各种折中办法，自治的范围越来越宽，甚至答应让外蒙古驻有苏联军队，留有高度自治机构，只求不要独立。可斯大林还是原话，咬死不放：“如果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绝不会出兵。” 这背后其实很有看头。苏联把外蒙古看作屏障，怕的不是中国，是西方。谁掌控外蒙古，谁就能威胁西伯利亚铁路和整个远东腹地。从军事角度讲，这种“神经质”的防范很有苏联特色。对中国来说，却是无路可退的痛。 最后，谈判桌上双方只剩下一个“缓兵之计”，搞一个“公民投票”。中国说，既然外蒙古人民自己想独立，那就让他们投票决定。这个提议，表面看是尊重民意，其实是宋子文“拖时间”“留余地”的无奈之举。他心里明白，这种投票在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的操控下，结果早就写好。 果然，公投来了。中国派观察员过去，但只能旁观。所谓的投票，就是公开记名，群众在当局和苏军的监督下投“赞成”或“反对”票。据苏方统计，97.8%的人“赞成独立”，反对票几乎为零。整个过程，公平二字谈不上。 到了这个地步，宋子文和中国政府，已经毫无招架之力。再多的交涉和争取，只能换来一纸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如公民投票确认独立，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一天，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两千多年历史的牵绊，最终在一个剧本化的“民意”下画上句号。 不少人可能会问：为啥当年明知对方要搞“剧本”，中国还要签字？为啥宋子文和蒋介石最后还是妥协了？其实没有选择，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无奈。 那年，中国急需苏联出兵东北收拾日本关东军，谁都明白，拖不起、等不起、输不起。美苏英的大国角力里，中国不是牌桌上的主角，只能是被牵着走的棋子。面对现实，只能争取多保一点利益，留下一点底线。 说到底，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宋子文的坚持，换到今天看来没用，但换做谁去那张谈判桌都很难有更好的结果。他的让步，是中国当时整个国家、民族的真实写照。其实整个过程，没有谁真的赢了。外蒙古脱离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是永久的遗憾。宋子文回国后辞职，背负了太多骂名，可真实的历史没有“假如”二字。 外蒙古的命运，也不是一纸条约决定的。此后七十年，这块草原成了苏联的“缓冲区”，冷战时期驻军数十万。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两次向苏联提出外蒙古归回，但也无力改变局势。蒙古国最终走向完全独立，成为今天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 这一切，其实给后人留下的是深刻启示。国际舞台上，实力永远是底气，没有硬实力，再强的道理也只会被拿来讲给自己人听。宋子文据理力争，蒋经国亲自“斡旋”，蒋介石一再电令，不是不努力，是现实让人进退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