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闷热的夏天，挺着孕肚的沉樱展开那张报纸：丈夫梁宗岱登报宣布与粤剧名伶甘少苏结婚。
1942年的夏天，重庆像个火炉，暑气蒸腾粘在每个人身上。女作家沉樱已有七月身孕，艰难地撑着腰，哄睡两个年幼的女儿。家里的空气闷得令人窒息。
就是这平常而又艰难的一天，朋友金秉英送来一张报纸。沉重的油墨味扑面而来，沉樱目光扫过，瞬间定住在那条刺眼的婚讯上。
丈夫梁宗岱身着笔挺西装，旁边是粤剧名伶甘少苏，照片下方还有他亲笔写下、洋洋自得的“佳偶天成”几字。
沉樱的手不自觉地在报纸上攥出了褶皱，那些熟悉的华丽文辞，曾是他写给自己的一首首情诗，如今却成了写给新欢的礼赞。
与此同时，桌上那封薄薄的票据成了冰冷的铁证，家里的三万积蓄，一分不剩。这笔钱，是沉樱几年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硬从梁宗岱那些并不丰厚、有时甚至朝不保夕的教书薪水和他卖译稿的收入里攒出的救命钱。
这是她们一家老小活在战争乱世，应付疾病、饥饿的最后底气。却被他拿去为那个所谓的红颜知己甘少苏赎了身。
原来梁宗岱前些日子在广西南宁，一出《午夜盗香妃》便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认定在台上光彩照人、台下楚楚可怜诉说身世的甘少苏是绝世奇葩。
她当年被贫穷所迫、无奈做了他人小妾的往事，更点燃了他骨子里那点旧时文人“英雄救美”的意气。冲动之下，不仅掏空了妻子的钱袋子，还理直气壮在报端公告了他与甘少苏的“婚讯”。
曾经因对文学的狂热而结缘，因惺惺相惜而相伴的时光，那些在日本叶山听着海浪声翻译文稿、在灯下激辩文学哲理的记忆，都被这张冰冷的婚报和那消失无踪的三万块，撕得粉碎。
这已是沉樱人生中第二次被如此背叛。她第一个丈夫，大学同学马彦祥，同样在婚后不久就因移情别恋而被她毅然扫地出门。
此刻看着梁宗岱登在报纸上的名字，巨大的讽刺感在沉樱心头漾开，她仿佛又一次尝到了那个自己曾写过的悲剧里主角的滋味。
沉樱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质问。心死之后的平静，是暴风雨过境的无边沉寂。挺着即将临盆的沉重身子，她沉默着收拾起两个女儿必需的几件单薄衣物，没有一丝犹豫和慌乱。
最后，她在那个被清空了积蓄的桌子上，留下一张字条：“孩子我带走了，去很远的地方，永世不相见。
梁宗岱踏进家门时，迎接他的只有一片寂静的空旷和桌上那张决绝的纸条。愤怒和难堪瞬间攫住了他，一种羞怒和逃避的复杂情绪爆发出来，他脱口而出“她要拿孩子威胁我？
我不怕！我梁宗岱还能再生！”话语既轻佻又冷酷，仿佛那两个依偎在妈妈身边的小女孩和那个未曾降生的胎儿，都只是可以轻易替换的物件。
然而他没能等来另一个家庭热腾腾的烟火气。他后来正式迎娶了甘少苏，却再也没能听到一声孩子的啼哭，甘少苏无法生育。梁宗岱这一生，终究成了无后之人。
1943年，儿子梁思明在艰难中降生。此后的路，她孤身一人，用柔弱的肩膀扛起抚养三个孩子的全部重担。
在硝烟弥漫的战时和日后迁居台湾的岁月里，她教书、卖文、做翻译，靠一支笔和一沓稿纸换来孩子们的温饱。
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她的脊梁，却始终未曾使她低下自尊的头，梁宗岱通过种种渠道辗转送来的钱，她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时间流去，人世沧桑。1948年，沉樱带着三个孩子随母家迁往台湾。消息传开，梁宗岱仓皇赶至上海码头，但只望见远去的邮轮在海平线上化为一个小小的黑点。那个冷漠遥远的背影，就是留给他最后的影像。
沉樱在台湾教了十七年中学语文，笔耕不辍直至生命尽头。他们晚年亦有寥寥几封书信往来，沉樱信中平静道“你我夫妻上，已是‘怨耦’，但在文学志业上，你永远是我的引路人。”
敬重留给了文学，而那个让她在1942年重庆夏天决然离去的爱人，早已死在她心底最深处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