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8年，唐朝宰相李石正骑马上朝，一群武士突然冲杀过来，眼见护卫一个个倒下，李石不得不逃回府中，不料刚到门口，一把利刃就迎面砍来。 而当消息传入皇宫，唐文宗震怒却无力彻查，因为满朝文武都心知肚明，这场刺杀的主谋正是权倾朝野的大宦官仇士良。 而这位宦官的手段的狠辣，从他所杀之人的名单便可见一斑，两位亲王、一位皇妃、四位宰相，以及上千名官员百姓的血债，让整个朝廷笼罩在恐怖之中。 仇士良的崛起始于唐宪宗李纯尚为皇孙之时，凭借在东宫九年的贴身侍奉，他深谙逢迎之道，尤其擅长击鞠射箭等皇室喜爱的娱乐活动。 当李纯登基为帝，仇士良迅速跻身权力中心。即便在宪宗暴毙、穆宗和敬宗相继即位的动荡时期，他依然通过操控五坊使来掌管皇帝狩猎事务的职权横行地方，借搜捕猎鹰之名勒索百姓，其凶暴程度“甚于寇盗”。 真正将他推上巅峰的，是唐文宗时期的政治风暴。 当时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文宗为铲除其势力，故意扶持与王守澄不和的仇士良担任左神策军中尉，执掌禁军兵权。 借皇帝之手铲除对手后，仇士良反手毒杀王守澄，成为宦官集团新魁首。 公元835年冬天，唐文宗与大臣李训策划了一场针对宦官的清洗。 他们假称宫中出现“祥瑞甘露”，诱骗仇士良等宦官前往探查。 然而计划却在执行中暴露，当仇士良发现金吾卫将军韩约神色慌张、伏兵刀光隐现时，立即挟持文宗退回内殿，并火速调集神策军反扑。 这场被后世称为“甘露之变”的政变，最终以宦官集团的血腥报复告终，四位宰相、十余位重臣及千余名吏卒被屠戮，朝廷为之一空。 事变后仇士良彻底架空了唐文宗，据《新唐书》记载，文宗曾悲泣道：“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而朕今日受制于家奴！” 这位皇帝最终在840年郁郁而终，死前连指定太子继位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而仇士良悍然篡改遗诏，拥立武宗李炎，只为了巩固自身权势。 武宗登基后，仇士良更加肆无忌惮，甚至诬陷杨贤妃、安王李溶等皇族，逼迫他们自尽。 但这位新君并非庸主，他暗中联合宰相李德裕，开始系统性削权。 当仇士良故技重施，试图煽动神策军哗变时，武宗当众呵斥：“赦令出自朕意，与宰相何干？！”此言彻底戳破仇士良对军队的虚幻掌控。 843年，察觉大势已去的仇士良被迫告老还乡。 临行前他向徒党传授权术精髓：“务必以奢靡游乐麻痹皇帝，绝不可让其读书纳谏！天子一旦明理，我辈必遭清算。” 这番话赤裸裸揭示了宦官专权的运作逻辑，而他死后被揭发私藏兵器，武宗顺势追削其官爵，抄没家产，终为文宗和冤死的朝臣昭雪。 仇士良的兴衰七十就是中晚唐宦官的根本性问题，自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将极度猜忌，唐德宗正式将神策军兵权授予宦官，形成制度化专权。 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从此掌控皇帝废立。据统计，从唐穆宗至昭宗的九位皇帝中，有七位由宦官拥立。 藩镇割据与外朝党争也进一步削弱了制衡力量，导致朝官彻底沦为宦官的附庸。 而这种畸形权力生态直到唐末军阀朱温诛尽宦官才终结，但此时大唐国运早已耗尽。 仇士良的权术终未能庇佑家族，其子侄虽凭联姻继续显赫，他的侄女还嫁宣宗为宠妃，但失去兵权的宦官世家终究随唐王朝一同倾覆。 这段血腥历史警示后人：当监督机制失效，依附皇权的群体一旦掌控武力，便可能异化为吞噬国家的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