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因为这就是给资本大佬们开了道后门。 这扇门一旦敞开，恐怕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在生活边缘挣扎的普通人。所谓的“自主选择权”，在沉重的医疗账单和家庭压力面前，又有多少是真的？ 荷兰每年数千例的安乐死，有多少是在这种无形压力下的“被自愿”？ 比利时甚至将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痛苦，一个老人因为孤独就想了结生命，这到底是医疗进步，还是医生的集体失职？ 如果这样的口子在中国撕开，那些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会不会更容易被“建议”放弃，只为省下那点可能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 现在，我们看病尚且要提防过度医疗、天价药费，如果医院能够“合法”地提供结束生命的服务，谁能保证这不会演变成某些机构眼中削减成本、提高“床位周转率”的新途径？ 当重症监护室的费用高到足以掏空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的积蓄时，一个“更经济”的选项摆在面前，即便它通往死亡，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从容拒绝？ 安徽那个植物人婴儿的父母，曾跪求医生为孩子安乐死，法律的禁止在当时看来不近人情，但这道屏障恰恰保护了无数可能在绝望中做出无法挽回决定的家庭。 若真放开，恐怕不是孩子解脱，而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口，最终被“安乐”的，可能是整个家庭的希望。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安乐死可能为器官交易打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危言耸听，全球对健康器官的渴求从未停止，地下交易链条始终暗流涌动。 一旦有了合法的死亡渠道，那些觊觎他人器官的黑手，会不会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向贫病交加的弱者伸出“援手”，劝说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奉献爱心”？ 富豪们可以斥巨资延续生命，甚至远赴海外寻求一线生机，而穷人的生命，在某些人眼中，或许就只剩下最后一点“剩余价值”可以被压榨。 这就像给饥饿的狼群递上了一份“食草许可证”，它们依然会扑向羊群，只不过手段更加隐蔽和“合法”罢了。 说到底，禁止安乐死，并非完全不体恤个体的极端痛苦，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为弱者保留的一份最基本的敬畏与保障。 生命的尊严，不应仅仅体现在可以选择如何死去，更在于能否有尊严地活着。 上海的安宁疗护病房里，癌症晚期患者在音乐和亲人的陪伴下，整理人生的相册，平静地走向终点，这远比在放弃与坚持之间痛苦抉择要温暖得多。 现代医学日新月异，今天看似无解的绝症，明天或许就能找到新的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