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李建成刚被李世民干掉不到一个月，旧部当中第一个翻脸的，就是燕郡王罗艺，他在幽州举兵，旗号打得很响，说是替太子报仇，实际却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别人都乖乖低头，他却偏要当这个出头鸟，到底是图什么？
太子李建成刚刚被李世民斩于玄武门，朝堂震动，诸侯缄口，唯独幽州总管罗艺在一个月内举兵反唐，自称“替太子报仇”。
他这一战，既未成功复仇，也未自立称王，只将自己推向了绝路。他，到底图的是什么？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河北幽州一带，更是兵家必争之地。罗艺出身于武川镇罗氏，是北方六镇军人之后，世代为边将。
他本人自隋炀帝时便有军功，历任“虎贲郎将”“幽州刺史”等职。
在隋朝行将崩溃之际，罗艺敏锐地察觉到局势变化。
他在幽州设防、调粮、招兵，初为东都留守杨侗效力，后自行其是，成为半独立军事集团首领。当时河北民间多称之为“幽州罗大帅”。
唐高祖李渊起兵建国后，急需安抚关东割据势力。
公元619年，罗艺接受唐朝招抚，封为“燕郡王”，赐姓李，并任幽州总管、左翊卫大将军。
这是一笔政治交换：唐朝得其兵力，罗艺得其名义。
然而罗艺心知肚明，他的真实根基，不在朝廷授职，而在幽州军民的拥护。
他掌兵十万，拥有独立财政、地盘与征兵权，实际上就是一方诸侯。
幽燕重地，自古多变，罗艺清楚：忠臣不过是失败的野心家，成王败寇才是乱世生存之道。
公元626年，唐朝宫廷发生剧变。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在玄武门被李世民伏杀，唐高祖随后禅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这场政变震撼了所有地方实力派。尤其是那些曾在建成阵营中活动过的官员和将领，面临两难处境：若继续忠于新皇，则可能被旧事清算；若企图反抗，又无明确政治纲领。
罗艺曾多次私下表达对太子之支持，其子罗希奭更是与李建成阵营有密切联系。世人皆知其心向太子，这使他在政变之后格外不安。
他虽名义上受封“开府仪同三司”，被李世民加以安抚，实则心有戚戚。
在朝堂风平浪静之表象下，罗艺的疑虑与日俱增。他担心，李世民一旦稳固政权，必将追究旧党责任，自己虽无兵变之名，但恐难逃去职、削权之祸。
此时的他，实际上已陷入政治焦虑症：宁可先动手，也不愿等死。
同时，他错误判断了局势：以为幽州兵强地固，可成反唐中坚，又认为李建成一党尚有人心。于是，在玄武门之变刚过去不到两个月，他便孤注一掷。
罗艺起兵的借口是：“奉建成密诏，兴兵勤王。”但这纸所谓“密诏”并无实据，多数史家认为是罗艺自己杜撰。
他高举义旗，自称“代太子清君侧”，但实际上并未得到任何建成旧党的响应。
他一方面拒绝前往长安朝觐新皇，一方面在幽州召集兵力，派其子罗希奭赴各郡求援。但除了少数地方盗匪，几乎无一响应。地方观察者、刺史皆谨慎自保，不愿掺和这场看不到胜算的兵变。
李世民迅速作出反应。他没有派大军镇压，而是调遣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亲信将领，以“宣旨劝解、赏赐安抚”为名，前往河北。同时布密令给周边道州，让其断绝幽州粮道。
而幽州内部，也非铁板一块。许多将领原本就对罗艺刚愎独断颇有微词，见他不顾大局起兵反叛，私下生变。一名副将甚至密报朝廷，称“艺意图自王，不奉国法”。
困顿之下，罗艺仓促出兵进攻蓟州，结果遭到顽强抵抗。军中士气低迷，将士缺乏战意。不久，长安派来的部队到达，与蓟州守军里应外合，幽州主力被击溃。
失败之后，罗艺被部下所杀，一说自杀，一说遭密谋暗害。史书简略记为“艺兵败，斩于军门”，表述极为冷峻。
罗艺之死，是一场误判的典型。他高估了自己在河北的影响力，低估了李世民的权威和反应速度，更忽视了民心与时代风向的变化。
玄武门之变虽是宫廷政变，但李世民上台后，迅速采取一系列安抚、改革和军事清洗举措，赢得了多数人的接受。与此相反，罗艺的起兵，缺乏政治盟友，也无民意支撑，终究沦为“反贼”。
唐太宗并未在全国大张旗鼓宣传罗艺叛乱。相反，他命人淡化处理，只以“地方误动、已安”上报。这是一种成熟统治术：不制造更多敌人，不扩大舆论危机。
而罗艺的失败，也成为其他割据势力的前车之鉴。自此之后，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再无成规模叛乱。唐初中央集权大势确立，“九州归一”的过程进入关键阶段。
历史终将铭记罗艺，但不是因为他成功，而是因为他在所有人选择沉默时选择了出头。
他不是英雄，也非完全愚人，而是乱世中最常见的那类人物：眼光短浅、手段激烈、心怀权欲却未读懂时代。
他的命运，既是一次反抗的代价，也是一道历史深处的哀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