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吉鸿昌殉难之后，他的妻子胡红霞为了能将丈夫的遗体迎回家中，毅然决然地卖掉了他们生活多年的老宅。然而，当她打开棺材时，意外地在吉鸿昌的衣兜里找到了一张字条，上面简短的两行字让她心如刀绞，泪水不禁滑落。 那年深秋，吉鸿昌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留下一张浸透无声关爱的字条，而这也成了妻子胡红霞余生沉重的念想。 年仅十八岁的他，放下学业投身军营，想着要用血肉之躯去抵抗外敌，凭着不怕苦不怕死的劲头和扎实的本事，他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起来。 后来被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看好，成为带兵的将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练兵更是一丝不苟，带的部队在战场上相当能打。 不过，他的人生目标不只是当个能打的军人，更在于寻找一条真正能改变所发生一切的道路。 经历了种种，他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好的，真心实意抗日到底的力量。 1932年前后，他正式投身其中，将全部精力贯注于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事业。 他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们一起，利用旧有关系和自身威望，策划和组织民众抗日力量，在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多次发挥重要作用。 在紧张的革命生涯里，胡红霞的出现像一道暖阳，她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女性不同，思想很进步，人也格外坚强自立。 这些特质让见多了世面的吉鸿昌也深深佩服，两人的感情升温很快，很快就结成了伴侣。 虽然日子谈不上富裕，但志同道合的理念让二人非常珍惜所有的美好时光，那段相互扶持的日子，成为他生命中珍贵的亮色。 然而，以老蒋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此时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人进行严厉打压，吉鸿昌坚持组织抗日活动，自然被视为异己，触碰了其禁忌。 1934年11月，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押解到当时的北平军分会接受所谓的“军法审判”。 他完全没有被吓住，他目光坚定，声音洪亮地一条条驳斥那些强加于他的罪名，尤其是重点申明抗日救国是正当权利，绝非罪行，他的义正词严反而让审判者哑口无言，场面一度很尴尬。 审问者换了一副面孔，试图暗示他若能“坦诚”交代所谓“组织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轻发落。 他当场嗤之以鼻，回应说：“我做事光明正大，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秘密，真要论错，错的是你们这些阻挠抗日的人！” 整个审判过程中，无论面对威逼还是利诱，他都没有半点动摇，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当判决结果报告到老蒋那里，老蒋明白此人不可能被收服，便直接下达了处决的命令。 离世前的那个凌晨，在阴暗的牢房里，他用敌人逼他写“供词”的纸笔，写下了一生最后的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同年11月24日，行刑的时刻到了，敌人命令他跪下受死，他断然拒绝，反而高声要求给他搬把椅子过来。 他端坐在椅子上，身板笔直，目光缓缓扫过行刑者和监刑的敌人，他用尽力气，向周围所有人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揭露反动派出卖国家的罪行。 他的表现让敌人非常恐慌，仓促下令开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 在天津，胡红霞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巨大的悲痛过后，她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丈夫的遗体回家，入土为安。 在那一刻，她没有任何犹豫，变卖了他们二人居住了多年的宅院，东拼西凑才筹集起一笔巨款。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媒体报道或后人回忆提及金额往往高达八万大洋左右，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 她依靠丈夫生前积累的一些关系和口碑，四处奔走托人，最终，在巨大银元的疏通下，负责处理后事的国民党特务才勉强松口，答应交还遗体。 遗体运回之后，她在整理丈夫牺牲时所穿上衣口袋的时候，竟意外摸到一张叠得极小的纸条。 当她带着颤抖的手打开纸条，发现所写的字迹虽有些潦草，但清楚认得那是丈夫的字迹，写着两行字：“请不要将我的死讯告诉我的妻子”，“我不需要盛大的葬礼”。 看到这两句话的瞬间，巨大的悲伤夹杂着深刻理解的爱意，让她痛彻心扉，几乎昏厥。 她瞬间明白了丈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她着想，他怕自己的死讯会过度刺激伤害她，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身后事让她负债受更大的煎熬，他只希望她好好的。 在那之后，她尊重了丈夫的一切意愿，葬礼极其简朴肃穆，没有浮夸的排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