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吴晗想挖长陵，周总理说：“不能为发掘而发掘”。
1958年，对明代历史钻研颇深的吴晗先生，完成了对万历皇帝陵寝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将目光投向了规模更大、保存更完好的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渴望从中获取更多关于明朝历史的珍贵信息。这计划大胆而充满挑战，这次他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阻碍。
吴晗先生满怀期待地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他的计划，详细阐述了他希望通过对长陵的发掘，进一步丰富明朝历史资料的设想。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给出答复，而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最终，他只用简洁的一句话，便打消了吴晗先生的念头：“我们不能为了发掘而发掘，要考虑长远。”
这简短的回应，却蕴含着深刻的远见卓识。周总理的顾虑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当时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作出的理性判断。1958年，中国正经历着经济发展的瓶颈期，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耗资巨大且人力资源消耗极大的考古发掘工程，显然并不现实。
此外，定陵的发掘工作也为吴晗先生敲响了警钟。当时的考古技术并不成熟，定陵出土文物在发掘过程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别是对一些易损的丝织品，保存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贸然对长陵进行发掘，很可能造成更大的文物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帝王陵墓进行考古发掘，其社会影响也需要谨慎考量。一方面，这可能被解读为批判封建制度的举动；另一方面，也存在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风险。周总理希望避免不必要的社会争议，选择稳妥的做法。
吴晗先生起初对此决议或许有些不满，毕竟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于历史研究，发掘长陵在他看来是推动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也逐渐理解了周总理的良苦用心。周总理的决定并非对历史研究的否定，而是基于更长远的眼光，优先考虑国家的经济状况、技术条件和社会影响。
最终，长陵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成为明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标志。而吴晗先生也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着各种可能性，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更加科学和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文物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