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郝鹏举率部叛变，倒向了国民党。他兴冲冲地前往徐州去见参谋总长陈诚，满以为能得到高官厚禄，不料陈诚反应冷淡，只是催促他率部立刻向解放军发起进攻。 最初，郝鹏举在国军阵营中就以“积极反共”为晋升阶梯，他虽非中央军嫡系，属于冯玉祥部西北军旧部，却在打击共产党武装方面极为卖力。 即使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他仍多次主动挑起摩擦冲突，在1946年初，面对解放军在山东解放区凌厉攻势的压力，他在台儿庄、枣庄一带难以支撑，权衡之下选择倒戈投降。 当时解放军本着团结抗战力量、既往不咎的原则，不仅接纳了他率领的部队，还给予其一定地位与职权，显示出了极大的包容，可这种善意被郝鹏举视为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投机空间。 转变发生在不到一年后，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之一、参谋总长陈诚向郝鹏举伸出了橄榄枝，承诺高官厚禄进行策反，在巨大的利益许诺诱惑下，他再度叛变，着部分队伍重新投向老蒋阵营。 他满怀憧憬地赶往徐州拜见陈诚，以为自己即将成为手握重兵的集团军司令，但现实是冰冷的耳光。 陈诚对他态度冷淡，既未兑现提升集团军总司令的承诺，也绝口不提物资补充，只是急不可耐地命令他立即率兵进攻解放军。 当他壮着胆子提及职位和之前拉拢他的许诺时，陈诚轻描淡写地表示，国民党军已改制取消集团军建制，只能安排他担任鲁南绥靖区司令。 为了堵住郝的嘴，陈诚还特意拉出他西北军的老上级冯治安举例，冯从前是堂堂集团军司令，现在不也成了绥靖区司令？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当郝鹏举转而要求解决最急迫的粮饷问题时，陈诚更是直接推诿，声称南京后勤吃紧，一粮一弹也无。 最后只给他一个空洞的“建议”：向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第57师“暂借”，郝只能硬着头皮去借，结果“借”来的军粮不仅短缺斤两，还掺杂了大量沙土，更憋屈的是，他已在足额的借条上签下了大名，被坑也只能打落门牙和血吞。 国民党高层的轻慢和敷衍，只是郝鹏举困境的开端，就在他叛变后不久，1947年2月初，其司令部及主力部队就驻扎在东海县的白塔埠。 因其背叛行为对军心造成毁灭性打击，许多基层官兵根本不知情或强烈不满，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抓住战机，于2月6日发动突袭，迅速将郝部包围。 战斗爆发后，叛变消息在军中蔓延，他部人心惶惶，士气瞬间跌入谷底，士兵开小差逃跑不断，更有不少中层军官临阵倒戈。 不到两天时间，到2月7日下午，这支赖以安身立命的部队被悉数歼灭，他本人在几个亲信卫兵拼死掩护下，脱去军服藏入村庄，但很快被仔细搜索的解放军二纵某营营长彭宋义识破，当场活捉。 被俘的他心知肚明，自己这种反复叛变的行径，在讲究信义和坚定的革命队伍眼中，性质远比其他战场上败北的国民党将领恶劣得多。 他被押往华东军区俘虏管理处时，一直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镐，与他同处一院的，有同样在鲁南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名将李仙洲、马励武。李、马等人待遇相对宽松，活动空间较大。 但他清楚，自己“叛徒”的身份注定结局不同，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他常在深夜焦躁惊惧、语无伦次，并声称自己就是假投降。 韦国清将审问情况和郝的态度如实上报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性情刚直、嫉恶如仇的陈毅闻后怒不可遏，当即提笔写下一首痛斥诗：“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诗中锋芒直指，批判他反复无常、背信弃义，其为人品格简直不值一提，1947年早春，陈诚在徐州周边策动大规模攻势，战火逼近在临沂的解放军驻地。 为保障战俘安全，华东军区决定紧急转移所有重要战俘，目的地是相对安全的胶东解放区威海，之后又计划向更远的东北解放区转移。 押解的战士多次向他解释，这仅仅是正常的军事转移，绝非处决，他的情绪才略微平复，然而，当转移队伍在途中突然遭遇国民党军飞机低空轰炸袭击时，混乱中他看到了最后的机会。 他猛然挣脱看守，企图趁乱逃跑，负责此次转移任务的华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王少庸反应迅速，果断拔枪射击。 随着一声枪响，这位在国共之间反复倒戈、不断钻营求存的旧军官倒在了地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众所周知。 他被俘后，尽管高层对其行为极为不齿，但并没有立即处决他的打算，对他的处置仍在审查考量之中。 他最终的死，完全是其在转移过程中企图强行逃跑造成的直接结果，实属咎由自取，事发之后，陈毅虽然严肃批评了王少庸在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方式，但在向上级部门汇报此事时，陈将军却毫不含糊地将这些事情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认为领导责任在自己。 这种作为上级勇于担责的宽阔胸襟，令当时在场的王少庸深受震撼，铭记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