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戴笠得到一份情报，不禁欣喜若狂，心想这下必能斗垮徐恩曾，谁知报告材料递到老蒋手里，中统人员居然啥事也没有，之后戴笠又向徐连“砍”了两刀。 事情还要从1938年说起，那年10月，武汉三镇即将被日军占领，当时中国银行有一批巨额钞票急需运走，于是临时征运了一辆大卡车。 结果大卡车还没出湖北，燃油就耗尽了，驾驶员、押送人员又听说，日军已经来了，吓得他们丢下大卡车就逃命去了。 后来这一车钞票被中统特务发现，并马上报告给徐恩曾。徐一听，还有这好事，居然捡到钱了，赶紧派人押运到安全地方，等到有机会就运回重庆局本部。 很明显，徐想独吞这笔钱，但这钱却是很烫手的。因为押送人员虽然跑了，但还是将事情向中国银行做了汇报，不过他们撒了谎，说在撤离前已按规定将钞票全部焚毁，所以，中国银行就将这笔钞票的票号做了注销处理。 1943年时，徐恩曾忽然想起了这笔钱，于是就派人运回重庆，不料中途却遇上军统检查，戴笠正在发愁找不到中统的把柄，这下军统可不会浪费机会，连人带车全扣了下来。 戴笠得到消息后，喜上眉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赶紧写了一份详实的报告，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上报给了老蒋。 老蒋一看，这人赃俱获，又有中国银行确认是注销的假币，还有什么好说的，下令将押运人员判处死刑，以正法纪。 徐恩曾不想因此闹出人命，于是只好请陈果夫、陈立夫出面斡旋，二陈实际也不想管，但怎奈自家人出丑，这屁股还是要擦的，于是，硬着头皮找了老蒋，详细陈述了事情的来胧去脉，说这其中都是误会。 老蒋看在二陈面子上，同意从轻处分，免了押运人员死刑，过了不久，就被保释出狱了。 戴笠一看，忙活了半天等于白忙活，心里很不是滋味，谁知没过多久，徐恩曾又被军统揪住了小辫子，这次他是在劫难逃了。 假钞案还没完全过去，伪钞案又来了。 抗战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在撤离上海时，将印刷10元法币的铜版运到了香港，加以保存了，谁知后来香港也沦陷了，铜版到了日本特务手里。 日特把铜版又运回上海，并进行了大量的仿印，之后日特找到中统在上海的安源公司老板程士范，以5万伪储币卖给程200万伪法币。 可是等到程拿到这批伪钞后，才发现法币在上海已经不能流通，为了从中获利，他通过中统在上海的办事处主任高子文密电朱家骅，请求将伪币运回重庆，可用于收购老百姓的桐油等物资，这样不是一本万利吗？ 谁知电报发到了徐恩曾手里，老徐又动了贪污的念头，于是不经朱手，他密电高子文，按时将伪币运回重庆交给他。 这事徐做得还是很机密的，但都是干特务的，谁又能躲过谁的眼睛，与徐不对付的另一核心人物郭紫峻，一心也想搞垮徐，从而把持中统大权。 于是，郭将情报出卖给了军统，戴笠派人在中途又查到了运钞车，截获伪法币193万。这下，老徐又做如何解释呢？ 还别说，徐还是很狡猾的，他又请二陈出面，但不谈伪币的事，而是重点谈了中统、军统的“内讧”问题，以此让老蒋以为，这事是“两统”不和而导致的。 最后，程士范、高子文等人被判处了死刑，而对徐恩曾却法外开恩，没有做军法处置，这令戴笠十分不满。 于是，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又搞出了一个“王书青走私案”。王书青是徐的第二任妻子，徐喜新厌旧，为了与王离婚，答应王很多要求，其中就包括帮助王在成都发展运输事业。 王书青可不是省油的灯，她利用徐的名头，在成都大放高利贷、做黄金美钞生意，甚至放高利贷还经常逼出人命；此外还注册了一个运输公司，在成渝、成宝、滇缅公路搞运输，囤奇缺物资、走私，加以贩卖，大发国难财。 抗战后期，徐在中统的日子很不好过，而王在成都的名声也越来越臭，军统人员早就将王的种种恶行收集成册，戴笠趁着伪币案还未消散之际，就将徐纵容并指使前妻大搞走私等罪状，又交到了老蒋面前。 老蒋对戴笠也早有防备，留着徐也可制衡戴。为了不被利用，他直接叫来徐询问此事，结果事情属实，老蒋那叫一个失望啊！ 到了这一步，老蒋心里也明白，徐恩曾是烂泥扶不上墙了，终于，大1945年初，徐恩曾丢掉了所有职务。 然而戴笠也没有笑在最后，他没想到，自己在一年后便摔死了，而徐却一直活到了1985年。 谁赢谁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