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出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后，慢慢变黑，珍贵文物也受到了伤害，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到处都憋着一股劲儿，想干出点名堂来。 文化圈也不例外，当时的文坛巨匠郭沫若，还有明史专家吴晗，这俩大腕儿琢磨着，咱是不是能挖个皇帝的陵，一来能弄点宝贝出来，丰富下博物馆，二来也能搞点一手资料，对历史研究不是大有裨益嘛！ 他们最初的目标，是明十三陵里头最大的那个，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报告一打上去，郭沫若牵头，沈雁冰、邓拓这些文化名人也都签了字，那阵仗，可以说是信心满满。 不过，这提议一出来，考古界内部可就炸了锅。像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考古所副所长夏鼐这些懂行的人，一听就急了，说咱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哪够格去碰那么大规模的帝王陵啊？ 挖出来是小事，要是保护不好，那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可吴晗他们觉得，有老专家坐镇，再加上新培养的大学生，没啥干不了的。 最后，总理拍板，原则上同意，但考虑到风险，决定先拿个规模小点的陵试试水，积累经验。就这么着，万历皇帝的定陵，成了那个“幸运儿”，或者说，成了那个“试验品”。 1956年5月，定陵的发掘工作正式拉开大幕。你想想，那可是新中国头一回主动去挖皇帝的坟，谁心里不打鼓？ 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带着一帮人，一开始连地宫的门朝哪开都摸不着头脑。后来还是他自己勘察时，在宝城外墙上发现个塌陷的砖洞，里头刻着“隧道门”、“金刚墙前皮”这些字眼，这才算找到了正路。 到了挖开金刚墙那一步，撬开第一块砖的时候，一股子黑烟夹着怪味儿就从里头喷了出来，还带着“哧哧”的声响，把大伙儿吓得够呛。有人喊“当心毒气”，现场一片紧张。 后来夏鼐解释说，那是几百年积攒下来的霉气儿，放出来就没事了。考古队员们戴上防毒面具，小心翼翼地摸进地宫。 里头黑灯瞎火，静得吓人，手电筒光柱晃过去，突然就照见两扇一人多高的汉白玉石门，门上还雕着怪兽脑袋，看着就瘆得慌。 那石门后头，顶着块巨大的“自来石”，从外头根本推不开。考古队也是费了老鼻子劲，琢磨出用特制的钢筋工具，才把那“自来石”给拨弄开。 等七道石门一一打开，最后在后殿，三口朱红色的巨大棺椁静静地躺在那儿，里头就是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 棺材一开，那景象可就复杂了。金银玉器、绫罗绸缎堆得满满当当，尤其是万历皇帝那件金光闪闪的龙袍，绣着龙纹，精美绝伦。 可就在大家伙儿兴奋劲儿还没过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件龙袍，还有其他许多色彩鲜艳的丝织品，一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就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变脆，原本柔韧的丝绸，变得跟烂树皮似的，轻轻一碰就碎了。 当时的考古队员们急得团团转，想尽了办法，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甲苯溶液去加固，结果呢，初期看着还行，时间一长，那些丝织品反而变得更糟，彻底失去了光泽和弹性。 这还不算完，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和必要的设施，很多出土文物都遭了殃。 万历皇帝和他皇后的原装棺椁，在做了复制品之后，居然被当成没用的垃圾给扔到了山沟里，现在地宫里摆着的，还是当年的复制品。 还有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的尸骨，本想着能做点科学研究，郭沫若就想看看万历皇帝为啥是个瘸子，吴晗还怀疑他抽过大烟。 结果呢，在后来的特殊年代里，这些珍贵的遗骨被当成“封建余孽”，在定陵广场上批斗了一番，然后一把火给烧成了灰。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啊！ 定陵发掘的这场悲剧，给整个中国考古界敲响了警钟。郑振铎、夏鼐这些人痛心疾首，赶紧上书，坚决要求停止对帝王陵墓的主动发掘。 国务院很快就采纳了意见，明确规定，在文物保护技术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一律不准再主动挖皇帝的坟。 这个“暂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像后来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那也是因为农民打井偶然发现的，并非主动发掘陵墓本身。 可以说，定陵的牺牲，换来了中国考古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从重发掘转向重保护，从满足好奇转向对历史负责。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惨痛的教训，后来的考古工作才更加谨慎，文物保护技术也才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夏鼐先生后来感慨说：“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三十年也许更好。”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明定陵发掘始末》 新京报《明定陵：帝陵文化的探秘与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