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女知青傅索安跑到苏联当特工，还帮苏联杀了一个大叛徒，谁知6年后，她却用血在墙上写下“悔”字，而后自杀！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生在天津，家里条件不错。爸爸是医生，妈妈是英语翻译，俩人都是知识分子。她从小就聪明，学习好，尤其擅长语言和历史。她性格挺倔强，组织能力也很强，上学时当过班长，后来还管过学校的青年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7岁的她成了红卫兵的骨干，带着同学上街游行，批判老师，甚至砸过一些老物件，觉得自己是在为革命出力。那年8月，她有幸去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国家的未来，满心骄傲，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 到了1968年，国家号召知青下乡，傅索安第一个报名。她觉得自己年轻，有理想，到农村去锻炼是件大事。她被分到黑龙江边上的奇玛村，离内蒙古挺近。那地方穷得要命，没电没水，住的是土房子。她一个城里姑娘，啥也不会，硬着头皮学着烧柴火做饭，用破桶挑水。每天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全是水泡。可她咬牙坚持，想证明自己。可惜，村民不买账。她说话带着天津味儿，又总想指挥别人干这干那，村里人觉得她装，背后叫她“城里小姐”。她想教大家怎么种地更科学，可没人听，渐渐地，她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心里特别憋屈。 后来，村里跟旁边的鲍家庄因为水源闹起来了。鲍家庄在河上游修了个水闸，把水拦住，奇玛村这边田没法浇，生活用水也紧巴巴的。这事儿早就让两边结了梁子。傅索安一看，心想这是个机会。她觉得自己能带人把水闸砸了，既解决问题，也能让村里人瞧得起她。她找了几个男知青，商量好晚上行动。她带头冲在前面，扛着铁锤就上。可惜，他们没经验，刚动手就被鲍家庄的人发现了。两边打成一团，有人受了伤，场面乱得不行。结果，傅索安被抓住，当成主谋给扣了。 抓她之后，村里开了批斗会。她被绑着站在台上，底下的人骂她“反革命”，她心里又气又怕。之后，她被关在村里的小黑屋，等着上头处理。她知道，这回可能要吃大亏，甚至性命不保。5月15日晚上，她趁看守打盹，用石头砸开门，跑到了额尔古纳河边。她不会游泳，可没办法，跳下去就拼了命往对岸游。河水冷得刺骨，她差点没撑住。好不容易到岸边，被苏联的巡逻兵捞了上来。 苏联那边先把她当间谍审了好几天。知道她的情况后，克格勃觉得她有用。当时中苏关系糟透了，边境上三天两头打仗。傅索安被送到西伯利亚一所秘密学校，开始学当特工。训练苦得要命，每天跑步、练枪，还要学怎么骗人、藏东西。她学会了说俄语，还练了怎么用刀和枪。教官对她挺严，有回她出错，被罚在雪地里站了一宿。她咬牙挺过来，成了正式特工。 第一回任务，她被派到香港，假装记者，去偷中国那边的情报。她干得挺利索，拿了东西就走。之后，克格勃给了她个大活儿：去东京干掉一个叛徒，叫尤里·巴甫伦夫。这家伙原来给苏联领导人当过保镖，后来投了美国。1970年夏天，她装成游客去了东京，盯着尤里好几天，摸清了他爱去哪儿。她挑了个安静的咖啡馆下手，趁他不注意，用毒针扎了他一下，转身就走。尤里倒下后，她混在人群里跑了。 这事儿让她在克格勃有点名气，可她是中国人，苏联人从没真信过她。每次任务完，总有人盯着她，电话里老有怪声。她干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到了1973年，她身体不行了，老咳嗽，去查才知道得了肺癌。她才24岁，可癌已经晚期。克格勃一看她病了，就不管她了，把她扔去坐办公室，后来干脆不理人。1974年初，她病得下不了床，被送进莫斯科一家破医院。没人来看她，病房冷清得要命。她躺那儿，想着这几年，从红卫兵到知青，再到特工，啥也没落下，可最后啥也没得到。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 4月13日早上，她撑不住了。从床边拿了把小刀，划开手腕，血流了一床。她用手指蘸着血，在墙上写了“悔”字，然后把床单撕了，绑在窗框上，吊死了自己。她死的时候才25岁。克格勃后来检查了尸体，确定她是自杀，就把她随便埋了，有人说扔荒地，有人说沉了湖。她啥也没留下，就墙上那个字，透着她最后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