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大李玫瑾教授去年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曾几何时，“扶不扶”这三个字，宛如一道无形的坎，考验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 本该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不过的善意援手，却演变成一个让人犹豫、甚至恐惧的复杂选择。 街头老人摔倒，人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上前搀扶，反倒是本能地掏出手机——是拍照取证。 追溯这场道德困境的起点，许多人自然会联想到那起广为人知的南京彭宇案。 一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如同魔咒，深刻影响了公众的道德认知，甚至有人感叹，它让社会道德倒退了数十年。 此后，“扶老被讹”的事件不再是偶然，尤其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这类事件被不断放大、讨论，变得屡见不鲜。 在监控摄像头远未普及的年代，有些恶意讹诈者甚至敢于径直走到马路中央，拦下行驶中的车辆索要钱财。 装有行车记录仪的车主尚能凭借证据自保，而那些未安装的车主，一旦遇上这类纠缠，往往只能选择“花钱消灾”，息事宁人。 深入探究这些“讹人”事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将责任归咎于那些摔倒的老人，指责他们道德缺失。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问题的根源远比表面看来复杂。 它不仅在于老人自身，更关键的，或许在于他们背后那些若隐若现的“推手”——他们的子女。 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可能衰退，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有时确实难以清晰回忆事发经过。但他们身边的某些子女，对此却可能心知肚明。 他们或许清楚，单凭老人一方之言，很难从好心人那里索取到大额赔偿，于是便在幕后“指导”，鼓动甚至直接指使老人提出索赔。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广东男子吴伟青骑摩托车回家途中，看到一位老人周火仟在路上行走，经过老人旁边时老人倒地。 吴伟青将老人扶起并送往医院检查。老人的子女赶到后，要求吴伟青赔偿，警方因无证据无法定案。吴伟青拿出 3000 元工资后才得以脱身，但老人子女仍要求他再赔 20 万。 2014 年 1 月 2 日，不堪压力的吴伟青跳河自尽。事后老人承认是为了讹钱而碰瓷，但后来在子女的劝说下又改口。 正是因为有这一幕幕血的教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建议。 她直言，凡是扶了老人反被索要高额赔偿，若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是扶人者所为，就应按“敲诈勒索”论处，予以严惩；即使构不成刑事犯罪，也应处以高额罚款。 此言一出，立即获得了众多网友的赞同。李玫瑾教授的建议切中了 “扶老被讹” 这一社会痛点，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法律手段重塑社会信任。 然而，法律的威慑力需与人文关怀、技术支持、社会保障等措施相结合，才能实现 “惩恶” 与 “扬善” 的平衡。 未来，需进一步细化法律标准、完善配套机制，并通过教育引导提升公众道德水平，最终构建一个 “敢扶、愿扶、善扶” 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