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8日黎明，李克农来到钱壮飞妻子张振华住房的窗户下，急中生智，开始解小便，尿水直冲墙壁，发出很大的响声。张振华非常气愤，立即开窗户，要斥责这个不讲卫生的人。 1931年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中心，但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点监控区域。中共地下工作者时刻面临被捕的危险。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包括上海中共领导人的住址和化名。他的叛变对党中央构成了致命威胁。 中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安插了情报人员，其中最著名的是“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深入敌营，获取关键情报。钱壮飞担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股长，胡底负责天津“长城通讯社”，三人形成高效的情报网络。 1931年的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就可能全军覆没。那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中共的秘密机关随时可能暴露。就在这危急时刻，顾顺章的叛变让局势雪上加霜。他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幸好，中共在敌人内部有自己的眼睛——“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用智慧和胆识，硬生生从死神手里抢回了党的命脉。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这事就像一颗炸弹，炸得中共高层人心惶惶。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的保卫科长，知道的秘密多得吓人，包括上海所有领导人的化名和住址，甚至连钱壮飞的身份他都清楚。他的叛变，等于把中共的命脉交到了敌人手里。4月25日，顾顺章被秘密押往南京，武汉方面连发六封绝密电报，内容是顾顺章已经投降，准备在三天内把中共的机关一网打尽。 这些电报全落到了钱壮飞手里。他当时在南京，负责处理徐恩曾的机要文件。徐恩曾那几天正好在上海度假，电报标明“徐恩曾亲译”，但钱壮飞一看内容，吓出一身冷汗。他赶紧破译电报，发现顾顺章不仅叛变，还供出了中共内部的秘密。钱壮飞不敢耽误，马上派女婿刘杞夫带着情报连夜赶往上海，找到李克农。 刘杞夫4月26日凌晨到了上海，把情报交给了李克农。李克农一看，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连夜找到陈赓和周恩来，把情况一五一十报告上去。周恩来当机立断，下令废除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暗号和接头方式，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必须立刻转移。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人，迅速撤到安全地点。 与此同时，李克农还得确保其他同志的安全，尤其是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1915年考进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和钱壮飞是同学，1919年两人结婚。她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钱壮飞来到上海，后来在南京路一家产科医院当医生。1931年，她住在上海，负责一些地下工作，了解不少机密。如果她被捕，可能会给党带来更多损失。 4月28日清晨，李克农来到张振华的住所附近。他知道直接敲门太危险，周围可能有特务盯着。他灵机一动，走到张振华的窗户下，解开裤子开始小便，尿水冲着墙壁，声音特别大。张振华被吵醒，打开窗户想骂人，却看到李克农。他用事先约好的暗号或手势，告诉她危险来了，让她赶紧采取行动。张振华立刻明白，关上窗户，采取了应对措施，可能是通知其他同志，也可能是自己转移。 同一天早上，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展开了大搜捕，冲进几十个中共秘密机关，但一个都没抓到。中共领导人和机关早就转移，特务们只能空手而归。李克农的这一手，堪称神来之笔，不仅救了张振华，还间接保护了钱壮飞和其他同志。 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和胡底在1931年8月去了中央苏区。李克农继续在上海干了一阵，年底才撤到苏区。在苏区，钱壮飞当了中央特科的重要干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在渡乌江时牺牲，年仅40岁。胡底在苏区干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预审科科长，1934年长征开始后当了侦察科科长，1935年被张国焘错杀，年仅30岁。 李克农在长征中负责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到了陕北后参与国共谈判。抗战期间，他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后来当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解放战争中，他当社会部部长，提供了大量情报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干过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