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年，圆明园烈焰滔天，永琪舍命救父。
1763年端午，清晏殿内弥漫着艾草的清苦气息，52岁的乾隆皇帝正沉睡在龙榻之上，案几上堆满了待批阅的奏章。这座由康熙御笔题名的皇家园林，此刻宛如一头沉睡的猛兽，静谧的蝉鸣声中却潜藏着危险的预兆。 年轻的五阿哥永琪，身着淡蓝色长袍，腰佩玉饰，正静坐在殿外槐树下擦拭弓箭。 一阵焦糊味儿突然飘来，勾起了他儿时在南苑狩猎时焚烧野兽毛发的记忆。 当火舌舔上殿宇屋檐时，永琪手中的箭失落在地，他看到皇帝贴身侍卫王全祥惊慌失措地冲出殿门，腰间的玉带在火光中闪耀，那是只有近侍才能佩戴的标识。
转瞬间，热浪掀翻了青铜香炉，永琪毫不犹豫地解下腰带，纵身跃过汉白玉门槛，冲进熊熊燃烧的殿内。 浓烟滚滚，呛人的烟雾中，他凭着记忆里父亲批阅奏折时特有的檀木香气摸索着前进。 最终，他在龙榻旁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乾隆皇帝，冕旒散落，满头白发在火光中如同燃烧的银丝。 他背起父亲，奋力冲出火海，自己的衣袖却被火星点燃。 他回想起去年秋猎时，乾隆教他射箭的情景：“五阿哥力道尚可，但准头欠佳。” 此刻，他才明白，父亲当年握弓弦的手，和此刻紧握他肩膀的手一样颤抖。
在殿外古井旁放下乾隆后，老皇帝望着他后背焦黑的衣衫，仿佛想起四十年前雍正驾崩之夜，十四阿哥胤禵也是这样背着染血的奏章冲出永和宫的场景，心中不禁一寒。 三日后，乾清宫早朝，军机大臣们发现奏章盒中多了一道御批：“五阿哥救驾有功，晋封荣郡王。” 此举打破了自雍正朝以来的百年祖制，朝野哗然。 乾隆在养心殿亲自为永琪披上黄马褂，这一举动让跪在地上的和亲王弘昼脸色骤变，因为他想起三日前的场景：自己躲在偏殿吸烟，窗缝里飘出的火星恰好落在永琪必经之路上。
永琪封王大典上，他的婚轿途径西华门时，车帘突然被利箭射穿，侍卫发现箭杆上刻有准噶尔部的特殊暗号。 乾隆注意到箭尾的狼头图案，忆起去年准噶尔使团进京时，永琪曾指着使臣的弯刀说：“此物能轻易斩断牛筋。” 当晚，军机处档案新增了一条记录：永琪的侍卫中有三人曾在准噶尔军营做过马夫。 乾隆用朱笔在“准噶尔”三字下划了一道血痕，这是他从雍正那里继承下来的习惯，当年八爷党覆灭前，养心殿的奏章也曾被如此批注过。
1765年秋，永琪在木兰围场射猎归来途中，突发疾病，太医诊断为“附骨疽”，这是一种在满族贵族中被称为“天刑疮”的绝症。 乾隆连夜请来名医叶天士，但老御医摇头叹息，认为此症或与三年前南巡落水有关。 病榻上的永琪依然保持着射箭的姿势，乾隆握着儿子冰冷的手，想起当年在圆明园火场，这双手是如何紧紧抓住他的腰带的。 永琪的《八线法》手稿被泪水浸湿，几何图形与药方交织在一起。 永琪去世后，乾隆秘密召见钦天监，钦天监献上三匣玉圭，两匣分别刻着“永”、“琰”字，最后一匣空空如也。“传旨，五阿哥墓，按天子规格建造，将景陵西侧的墓地腾出来。” 次年清明，密云水库施工现场发现了永琪的墓碑，考古人员发现其棺椁七重，最内层竟铺着撒哈拉沙漠的细沙，这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进贡的珍品。 墓室穹顶绘制着星图，紫微垣正中钉着一枚青铜钉，钉帽上刻着模糊的满文“天命”。
1793年秋，马戛尔尼使团在避暑山庄拜见乾隆，老皇帝抚摸着永琪的《八线法》手稿，感叹道：“若五阿哥尚在，大清的火炮早就轰开泰晤士河了。” 使团秘书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皇帝的眼中，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 道光年间，军机处档案记载，嘉庆帝曾三次秘密前往永琪墓祭拜。一次，他凝视着墓前人工开凿的河道，不禁落泪，这条河道的走向竟然与他出生的星象图完全一致。 随行官员在奏折中写道：“皇上认为此河似龙脉，恐非祥兆。”
1958年，永琪墓出土的文物在故宫展出，其中一枚金镶玉扳指内壁刻着满蒙汉三种文字：“宁死荒郊，不事二主。” 考古学家还在棺椁夹层中发现了一幅未完成的《江山烟雨图》，画中圆明园废墟上，站立着一个手持火把的少年身影。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年冲进火海救驾的永琪，最终却被历史的烈焰吞噬殆尽，唯有墓前那条静静流淌的河水，倒映着紫禁城的金瓦，像一条银色的伤痕，蜿蜒伸向远方。
